浅议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事关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二者在发展阶段、内容要求、地位作用、目的意义上既相互区别、有所不同 ,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论我国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实现路径

公共行政承担着行使公共权力、促进社会正义的职责,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实践证明借助于法律单向控制的传统手段已不能满足民众对于责任政府的要求,因而必须通过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来实现公共行政的良好运行。文章提出从社会环境、公共行政组织及行政人员三个层面来促进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为实现公共行政道德化提供制度保障。     

试论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和道德是社会控制的两种典型手段,为了使它们各自的社会调控功能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出采,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这两种规范文化发展的必然。以德移民心于隐微,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彰善恶于显明,使德具有凛人的权威。     

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法治化和道德化

张康之教授在其近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精辟且独特地分析了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困境,并就如何摆脱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著者认为只有实现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就能摆脱政府的“历史困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客观地分析,公共行政只有在实现科学化、法治化和道德化三者互动的基础上,才符合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医事立法权限配置及其制度完善

医疗服务的立法完善是国家医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我国学界对医事法属性的认识缺陷不仅影响了对医疗服务法制化重要性的认识,更制约了医事立法及其研究的整体水准。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健康权的法定职责,然而医事立法的不足始终是落实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要障碍。国内医事立法长期缺乏基础性法律指引,内容结构与公共卫生法的发达形成鲜明反差。除了对医事立法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存在认识误区外,立法权限配置缺乏合理性成为阻碍医事立法健康发展的关键障碍,致使医事立法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行业政策的"垄断"地位。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医事法律制定权,依法规制医事授权立法,促进医事法规与规章的立法协调,并进一步发挥地方医事立法的特殊功能。     

网络舆情泛道德化：伴生危害、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给国家治理带来危害,包括加剧公共治理难度、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导致舆论监督失焦等。泛道德化是思维、环境、机制等多方面要素在网络舆论场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表征为当事人身份标签化、叙述表达偏见化、评价标尺非理性化、情绪抒发负面化等。公众心态受失德事件引发、媒介推波助澜而走向群体“极化”,技术机制的缺陷造成网络舆论的弱把关,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现象。应建立由政府主导、纳入公众参与、增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增强治理主体多元化,寻求泛道德化舆情治理的价值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德育交流平台,建立泛道德化舆情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智能化道德引领平台,合理开拓泛道德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     

优秀法官“泛道德化”现象研究

中国一年一度的优秀法官评选已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件大事。这种评选除了法律技能方面的要求外,更多地还包含着政治伦理、传统美德、感人品德等方面的标准。因此,评选出来的优秀法官身上体现着一种“泛道德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是有其社会上、文化上的客观原因的。不过,这种现象对中国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它对当代中国司法职业化、规范化、形式化要求也存在着不利的影响。如果要发挥我们的各种道德优势又要克服相关的不足,那只有加强相关评选制度和职业运行制度建设,进一步整合我国司法活动中的各种优势。     

权力道德化:腐败的政治哲学根源

通过对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和逻辑分析,从权力道德化这一理论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为否定权力优越和抑制制约与竞争,是权力激励不足、制约不力产生特权腐败的最深层原因.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时代,权力者道德规范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其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权力者的利益诉求,虚伪地宣扬超利益的权力道德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反而必然会滋生出权力者的腐败动机及行为.当今权力腐败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这种权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     

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思考

医事法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视角的多维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决定其并不完全隶属于某一学科,而属于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的法学学科.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既是医事法自身特点所决定,也是保持学科开放性、包容性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医事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保持开放性,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最终形成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     

论医事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

犯罪过失的成立,在于行为人没有履行注意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医事犯罪过失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医事事故避免义务。医事注意能力的判断,应当以一般医事人员并结合行为人的专业技能和个人能力,加以综合衡量。医事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赋予的注意义务以及医疗协议等产生的注意义务。判断诊疗护理常规赋予的注意义务,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将诊疗护理常规泛化;二是必须将医事水平与诊疗护理常规区别开来。     

儒家德教思想与医学生医德教育

当前,医学生医德状况凸显我国医德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而导致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是广泛存在于医学领域的唯科学主义价值取向。儒家学说蕴涵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医德教育具有资源性意义。儒家所倡导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有助于人们纠正唯科学主义的偏差,为教育者进一步探索医德教育的途径提供重要思路。     

道德与法三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规范复杂的社会行为 ,不能只靠法律 ,道德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江泽民同志把德治提升为治国的方略 ,并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是一伟大创举 ,具有深远意义     

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兼施、紧密配合 ,才能使社会步入协调稳定的发展轨道。因此 ,我们要将法律与道德有效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两者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治国之道 ,以期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个体利益的实现与职业道德

尊重和保护个体利益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个体利益则是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所决定的,促使经济主体通过互利实现个体利益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职业道德的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对规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为重要,而我国加入WTO进一步强化了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种道德——人文性道德何以可能?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分离固然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却也给当代人类的道德生活造成新的困惑.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这两种道德的新的道德--人文性道德.人文性道德不是指在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外的另一种道德,而是指从"中观"的角度来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加以把握与重新整合,即认为社会性道德有待于以"下学上达"的方式转换为宗教性道德,而宗教性道德则也必然以"上智下移"的方式体现为社会性道德.历史上,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的方式来建构与实践这种人文性道德,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性道德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报神恩"与"报人恩"相统一的特点.     

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是对法律与道德的深入理解。法律与相关联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契合,构成了法律制度稳定和合理运行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律职业的基础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强化原因、过程和实施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为我国此项教育规范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在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开设严格的专门课程、组织必要的上岗考核和全方位的终身教育等是职业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