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寄养儿童的需要逻辑与服务供给困境——基于嵌入性的视角

随着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深入开展，寄养儿童的社会融合与发展成为家庭寄养政策的核心问题。基于实地调查，笔者通过梳理寄养儿童现实发展需要，并以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家庭寄养服务满足寄养儿童需要的状况。研究发现，嵌入式供给与寄养儿童现实需要的不匹配，是导致寄养儿童发展需要未获满足的根本原因。要确立以需要为导向的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制度理念，通过政府主导来引领资源与服务供给要素的结构整合，营造包容性社会环境并重视寄养关系的重塑以提供精准的服务支持。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体系及其启示

家庭寄养是替代传统机构养育、更有利于特殊儿童照料和身心发展的福利服务模式。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分为普通家庭和亲属寄养,其核心理念是"稳定"与"儿童利益最大化",提倡寄养儿童与原生家庭融合。进入寄养体系的儿童主要因为受虐待或忽视,难于管教和遭受父母遗弃。美国儿童寄养体系常用的评估标准是从安全性和永久性两个维度中抽取的六项指标,分别为:虐待重发率,寄养儿童虐待/忽视率,重新进入寄养系统率,与原生家庭重新融合时间,获得收养时间,寄养安置的稳定性。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以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为例,通过对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寄养家庭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寄养基地、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和半完全参与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寄养家庭与孤残儿童遴选制度实施不规范、寄养家庭与孤残儿童配对缺乏科学性、家庭寄养关系的中断或变更、寄养家长康复技能培训不足、家庭寄养社会资源整合不足以及相关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并分别从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家庭寄养工作、建立寄养家长常规培训制度以及建立国家、儿童福利机构、寄养家庭、社会四方良性互动的孤残儿童社会救助体系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社区培力视角下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实践研究——对G市福利院儿童家庭寄养工作的案例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寄养模式在我国孤残儿童社会救助与养育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和推广。G市福利院以寄养社区培力为理念的家庭寄养工作开展,显著提升了寄养家庭及其所在社区对儿童寄养工作的认同度、参与性和效能感。其社区培力的核心过程从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进行,包括寄养家长个体培力、寄养家庭组织化培育、寄养家庭与福利机构伙伴关系建构、寄养社区内部硬件设施改善和外部支持网络构建等五个方面。社区视角的采用和专业社工的引入成为以社区培力为驱动的家庭寄养工作创新的关键。     

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家庭政策主要是指通过制度、项目、服务等影响家庭功能和家庭福利的政府政策,包括直接以家庭为干预对象的显性政策和间接影响家庭福利的隐性政策。美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相关政策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社会政策的出现。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的福利扩张,再到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应对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中不断发展,政策理念逐渐由"替代家庭功能"转向"支持家庭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时期,面对日益突出的家庭压力增加和家庭功能弱化的问题,对家庭政策的需求亦增。美国家庭政策发展中的六个特点,分别为:立法先行,明确权利和义务;政策手段灵活,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重服务网络建设,鼓励社区服务;采用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选择最有效的干预;建设绩效和结果并重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政策智慧突出,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意。美国家庭政策可为建构中国家庭政策提供参考。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探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在中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儿童福利、儿童保护的新模式。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至今已有10年。本文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研究个案,试图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理念、过程、方法、技巧等进行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寄养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建议。     

孤残儿童的机构照顾与社会融合

机构照顾是我国目前孤残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模式,对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医有了较全面的保障,并为这些特殊儿童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集体环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儿童福利照顾的理念和照顾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革,跟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相似,在照顾模式中,改革、变化的趋势是:从大机构到小机构的转变,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和家庭收养模式的转变。本文重点探讨国外孤残儿童机构照顾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及我国孤残儿童机构照顾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缺陷。试图分析孤残儿童走向社会融合的可能途径,并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这些途径的有效性。     

超越“奥菲悖论”： 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中国福利机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之探讨——以南昌市社会福利院为实证

生活在中国社会福利机构中的孤残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是无法定义务监护人的孤残儿童和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社会弃婴。长期以来,儿童福利机构为这些孤残儿童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儿童福利机构作为家庭的替代形式集中为儿童提供照料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满足儿童成长中的情感需求,长期生活在福利机构中的儿童往往会出现性格孤僻、心理封闭、缺乏自制力与上进心、社会适应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而实行家庭寄养则可以较好地弥补机构照料在这方面的缺欠,显现出满足儿童身心需要方面的明显优势。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社会化的市场运作与加强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南京市和兰州市社会福利服务的案例研究

从“国家福利”向“多元福利”转变是国际社会政策变化的大势所趋。南京市和兰州市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面对经费困难对福利服务的更大需求 ,民政部门试图利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资源发展福利服务。这一改革措施使国有福利院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逐渐转变为依靠更多元化的资源。同时 ,社会上出现了崭新类型的依靠政府、企业、当地社区以及家庭或个人的混合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院。     

推进困境儿童多元化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L市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困境儿童群体的生存发展环境得以不断优化。但是,在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和保障工作领域尚缺乏相应的工作模式和实施策略,部分困境儿童的生存、福利和权益等关爱保障状况仍不乐观。L市开展实施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目和保障工作实践,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困境儿童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辅导、社会化引导和家庭教育辅导,推动困境儿童家庭参与社区互助服务,提升儿童督导员及儿童主任业务能力和关爱水平,有助于形成以“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参与”为多元服务主体的工作模式,构建以“信息共享、协调联动、长效关爱”为工作机制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网络。     

孤残儿童寄养家庭资源获取途径的现状分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本文以上海儿童福利院寄养家庭集中地区的z县为例,通过个案访谈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孤残儿童寄养家庭资源获取途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目前该区的寄养家庭的资源获取途径主要分为政府、社区和社会非营利组织三个层面: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制度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等,社区主要是利用既有的资源网络形成对特殊儿童的"社区照顾",社会非营利组织包括英国注册慈善组织在内的国外非营利组织和国内的非营利组织.如全国妇联下属科学育儿基地、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最后的结论和建议是社区资源和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资源尚待进一步挖掘,使儿童福利事业更加社会化,从而减轻政府的压力.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比较研究之一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表明:在社会层面,香港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政府主导且政府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社区层面,香港是以社区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以社区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家庭层面,两地家庭同是残障服务的主体,但内地家庭负担更重;在个人层面,香港既有社工专业又有社工职业,而内地只有社工专业而没有社工职业.香港与内地残障服务的差别给内地残障事业和残障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发展与改革方向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了我国社会福利服务政策改革和发展的特点是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政府主导与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由社区、家庭、福利机构三者相结合,逐步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同时,进一步探讨了通过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提升社会福利服务水平,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体系、确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的发展方向。     

普惠型福利视角下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

普惠型福利是社会福利发展的趋势,是改善民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从普惠型福利视角,解决城市高龄老人养老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高龄者养老服务提供的最为人道的福利.结合高龄者养老需求,普惠型福利与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之间存在着契合性.构建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强调政府的主导责任,稳定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推动社区照顾服务,发挥社会福利机构的补充作用,是实现全民福利、满足高龄者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范式转变--从遣送回家到支持家庭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是流浪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返乡回家也是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基本范式。但简单的返乡回家导致流浪儿童救助工作陷入流浪-救助-再流浪-再救助的困局。走出这一困局,要处理好政府与家庭之间在流浪儿童预防与救助工作上的责任承担,通过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增强家庭的儿童照顾功能,建立支持家庭的福利体系,以预防儿童流浪。同时,从家庭与流浪儿童的关系出发,提供分类化的家庭干预服务,推动流浪儿童的家庭融合。     

试论东亚地区福利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

在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国家中心主义是分析和阐述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与发展动因的一类理论方法。在当代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成长亦具有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特征。强势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工会等利益集团作用的弱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致使公众的公共需求意愿偏低，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因较少受到外部压力而握有很大的主动权。因而，这一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权威意志的直接产物，具有“自上而下”的主动型特征。On Characteristics of"State Centralism"of East-Asia Welfare Countries$$     

居家养老服务: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

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其理论基础是适度普惠型福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福利多元主义等理论。西方国家从机构养老到居家养老的转变及其对居家养老的支持政策为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居家养老服务要确立尊重老年人选择意愿、确保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担责等基本理念;坚持自力为主、居家与社区为辅,居家为主、社区与机构为辅,家庭为主、政府与社会支持为辅等理性原则。要合理界定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关系,理性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方式,逐步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体系,并不断改善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环境。     

论英国新右派的福利观

新右派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主要在英国形成并在８０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动,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观,其观点构成撒切尔夫人所谓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新右派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许多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的根源,并对战后特别是６０年代末以来的英国经济和福利重建的失败提供了解释。但它的福利观建立在抽象个人主义基础上,它关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论述以及对国家与政府相互关系的分析等存在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