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婚姻法应当设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既排斥了损害赔偿的本质,又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在衔接上出现了间隙,不能达到该条款的设计目的。夫妻间的侵权问题不能完全交由道德调整,婚内损害赔偿不一定必然导致夫妻矛盾激化。确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是婚姻义务的内在要求,是保护受害方合法权益的需要,符合世界性的否认"婚姻侵权豁免原则"潮流。     

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追究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以及婚姻秩序的要求,在民法这一私法范畴内,构建婚内侵权民事救济机制,确定不同的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建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另一方的侵权而寻求法律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遏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完善民事立法的进一步要求。     

婚内侵权民事责任与立法构想

我国学者对于夫妻间是否应追究侵权民事责任。存在着不同看法。为确保夫妻对婚内权利平等的享有,有必要对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立法与司法审思,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提出构想,以期供我国立法机关参考。     

论劳动者忠实义务的内涵——基于法律适用的研究视角

理解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应当从法律适用中来挖掘其本意。基于身份要素与债的要素共性的判断,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劳动者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效力基础和正当性的基础构成其法律适用的来源。探求劳动者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需要在归纳总结法律裁判的基础上对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分。据此,忠实义务的适用规则是劳资关系利益衡量的过程,其判断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具体体现为: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劳动者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论证;劳动者忠实义务对倾斜保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忠实义务的限制。     

婚内赔偿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近几年夫妻婚内要求赔偿的案件逐年增多,由此引发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可否建立"的争论.在我国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有其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司法实践和立法精神对该制度加以确认,使之与我国<婚姻法>已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同时引入"夫妻非常财产制",使之成为夫妻间的侵权损害得以执行的物质基础,将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婚姻损害赔偿责任体系.     

试析夫妻相互忠实的法律底线—以偷查妻子话费清单引发隐私权纷争为例

在现实生活中,矛盾着的各方当事人的法律主张以及这些主张所涉及到的法律与道德的对立,表明了婚姻生活中“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两个道德原则与法律原则之间是有冲突的,体现了现实生活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通过探讨夫妻间相互忠实的法律底线,可以说明个人的法律权利如果超越了婚姻所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界限,这一婚姻将面临解体,在这一背景下,为了维护婚姻生活中的共同道德原则和规范,个人的法律权利只能作出必要的牺牲。     

论董事的忠实义务

董事忠实义务即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履行其职务的义务 ,禁止背信弃义和自我交易。尽管各国文化和法律传统有异但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却大体相似。比较而言 ,我国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存在不少缺失 ,实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予以完善     

论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构建

在科技密切融于侦查的趋势下,强制采样在打击犯罪方面无疑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强制采样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健康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形成了紧张冲突,而解决和调适这种冲突的最佳途径就是由法律对其予以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强制采样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法理支持,从而确立我国强制采样法律制度。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从方舟子打假谈起

公众人物由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为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必须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和监督。但从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则出发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限制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能滥用知情权和以公共利益之名任意剥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隐私权要求他人有不作为的义务,但仅仅一味地呼吁和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在现代商业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建立可行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是历史的自然沿袭,更是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要求。     

对人肉搜索的价值评判和法律规制

网络人肉搜索是一种人际关系行为,对网络和现实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并且关乎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因此,必须做好网络人肉搜索的法律规范.具体的对策至少包括:分清言论自由和侵犯隐私权的界限,加强和规范网络管理,加强网络隐私立法保护和网络主体对隐私权的自我保护.     

人肉搜索、王菲案与隐私权保护的实证分析

“人肉搜索”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但不可避免伴随着诸多负面影响.“王菲案”作为人肉搜索隐私侵权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是如何确定隐私权及对应义务的内容与界限.权利的维护需要成本,当权利的实现成本低于其收益时,权利人才有足够的内驱力去维权.侵权责任法通过降低维权成本激励被侵权人维护自身的权利,通过增大侵权成本阻止潜在的侵权冲动.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和各方利益之平衡,网络侵权法律救济体现了“防君子易、防小人难”的旨趣.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社会知情权——冲突、协调与解决

当今社会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社会知情权的冲突日益明显。为协调与解决这一冲突 ,我们应当坚持权利协调一致、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众人物人格尊严、满足公众合理兴趣等四个原则 ,同时还要解决好理论研究与立法、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上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共社会知情权的界定两个问题。     

我国社会救助中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

社会救济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承担的基本义务。从目前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承担的义务的情况看,在社会救助中仍然存在着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     

知情权探究

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政府的重要义务与职责,其实质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知情权的概念,即法律关系的一方从另一方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与自由;知情权可根据不同的标准类型化,并与隐私权、保密权、信息公开权等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     

论违反保险法告知义务后解除权的行使

我国现行保险法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存在一些缺陷,即投保人无过错违反告知义务时欠缺对保险人的救济,保险法将投保人没有过错的情况排除在投保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投保人虽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只要他主观上没有过错,保险人就得不到任何救济,这对保险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赋予保险人以变更权与终止权,同时又科以不得滥用的义务,以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此外,当保险人没有尽到对保险危险的必要调查义务时,保险法应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不该享有合同的解除权。     

论隐私权限制的利益平衡原则

法律对隐私权的重视,并不意味着隐私权是无限的,个人隐私在受到隐私权保护的同时,也会被公权力、新闻自由权、知情权等所涉及。不同的权利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利益之间会存在冲突。对隐私权的限制,在实践中表现为隐私权与其他相关权利或权力所体现的不同利益的平衡问题。利益平衡原则应当被确认为隐私权限制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孝道内在矛盾辨析

中国传统孝道对不同行孝主体、不同行孝情境的不同要求,使孝道规范自身存在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保身全体与舍生取义的矛盾,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孝顺父母与家无二尊的矛盾,血缘优先与夫妻亲爱的矛盾。     

欧美婚姻文化的共同性比较——以一篇文章与一部电影为例

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以婚姻文化的共性尤为突出.通过引用一篇文章和一部电影,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说明欧美婚姻文化的共同性,从具体细节到民族习俗的来源一一阐述,包括恋爱期间的亲密程度及婚后的生活准则,也谈到了离婚和单身在人们心中的概念.     

论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设计的难点

婚姻法①的特点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均会因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从我国婚姻法的权利设定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设计中的难点,同时,阐明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部门独立美元民法部门的理由.     

配偶权法律性质新论

配偶权分为人身性配偶权和经济性配偶权.它们在内涵上均指向婚姻的共同生活,在外延上则指向与婚姻共同生活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平等合伙型夫妻关系既是配偶权的产生的基础,也是理解配偶权法律性质的前提.从法律结构来看,人身性配偶权对内指向类似自然之债的关系.配偶双方的意愿在人身性配偶权中具有绝对地位,并决定人身性配偶权在对外关系中是否具有绝对性.经济性配偶权对内指向请求权关系,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具有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