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水浒传》的文本演绎与说唱色彩

《水浒传》作为累积型的小说创作,是由不同地域的书会才人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具有表演性质的话本、唱本聚拢而成;在其话本、唱本的阶段具有很强的表演性;水浒故事能够经过长时期的演绎与演进,终于成就这样一本大书,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核心理念,那就是忠义。《水浒传》文本体现的表演性质和说唱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水浒传》文本中处处表现出的说书口吻与说话色彩;二是《水浒传》文本中虽然历经多重删削但仍大量存在的韵语骈文,主要是对山川景色、人物装扮、事物情理等,进行描摹、刻画、抒情;三是《水浒传》文本中出现的不少的"隐语""偈语"。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除仍然带有鲜明的说唱色彩外,还存在着一定的结构罅隙与情节矛盾。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论《水游传》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水浒传》出现之前．中国侠义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侠的出现和侠义观念的流行;侠义文学的出现;侠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侠义小说《水浒传》。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水浒传》都为中国侠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创作模式诸方面．对后世侠义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水浒传》主题思想前后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前后非常突出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水浒传》主要表现的是对封建黑暗势力的背叛与反抗,主题思想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水浒传》的后半部却极力宣扬招安与投降。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思想出现在同一部书中,非常耐人寻味。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前后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作者的不同而导致的。《水浒传》最初是说书人的话本,后来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有文人加入,最后才由施耐庵修定而成。前半部《水浒》,可能主要出自民间人士之手,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反抗精神;而后…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水浒传》成书时间多有争议。文章从书中作者在史地知识方面出现的谬误入手,分别分析以山东为主体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与以杭州为主体的南方水浒故事系统中出现这种谬误的原因,认为北方水浒故事系统出现早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通过梳理水浒故事系统的流变,认为《水浒传》当迟于元末明初所产生的杂剧《征方腊》;通过朱有燉水浒戏创作情况验证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宣德八年说是可靠的。     

杂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刘再复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给予了耸人听闻的批判。在元末明初如果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出现,就不会出现《金瓶梅》,以后也就不会有《红楼梦》出现。鲁智深、宋江是《水浒》思想意义之所在,也是《水浒》文化的异彩。只要认可这两个人物,《水浒》就是伟大不朽的作品。刘再复用夸大其他枝节问题来否定《...     

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水系——兼论李兆良“坤舆图黄河分流说”

李兆良先生《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一文,解读现存《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所处年代,推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认为地图中黄河分两支,为1194-1580年状态,不是利玛窦与李之藻时代的黄河。李兆良关于黄河变迁的讨论疏阔,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界数十年成果。《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黄河,是明后期河道,绝非明初甚至宋金元时期的分流河道,所谓的北流,不过是从徐州北上的运河。     

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朱有燉"偷儿"传奇在水浒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朱有燉系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其创作的水浒戏在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浒传》成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文人参与的热情高涨,水浒戏文人化色彩渐浓;开辟了水浒故事新的传播途径,使得水浒戏开始走向宫廷.     

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

金口河是北京金时期兴建的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先后经历过多次疏浚，又多次放弃，形成多个不同时期的沉积层。明初北京城南扩之后，部分河段被圈入城内，对当地的街道布局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国家大剧院工地等处金口河遗迹的考察，使我们对河道的变迁、沉积特征和消亡时间有了更多的认识，它不但可以以为当地的岩土勘察工程提供借鉴，而且可以促进北京城市建设史的研究。     

从缠足、女伎、婚姻看《水浒传》的女性观

在《水浒传》这部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的"草莽英雄"传奇中,女性的被妖魔化和被雄性化,青春女性美的被践踏和被侮辱使得全书弥漫着浓厚的道学气息和仇恨女性的畸形心理。作者对女性裹足的高声赞美和对女伎憎恨的深层意识里蕴涵了对蒙元王朝的抗争;梁山英雄对婚姻的远离则是对宋代享乐之风的批判。其实质是元代知识分子出路被封杀后作者对前朝灭亡的痛苦反思。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