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与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的权力。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主体,行政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和申请法院执行两种类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模糊,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健全。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执行机关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     

宪法权力体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调整

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下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并不符合宪法关于权力的体制安排.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计的出发点.进行这一判断,应置于我国宪法体制的规范安排之下来考量.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权活动息息相关,应属于行政权范畴.而人民法院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来裁判.基于此,应对现有模式进行以下调整:坚持以行政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为原则,以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由法院审查执行为例外.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完善,还需有其他配套的制度支撑,对于行政诉讼而言,作为实现上述模式设计思路的配套措施,则必须修正“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     

关于税务强制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重主体制度已为税收征管法所确定,但如何划分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目前尚未有法律法规规定。从分析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和税务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入手,对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的划分进行了探讨,税务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要了解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必须正确理解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和其应具备的条件。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当今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行政执行权的分配模式是以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欠缺的分析,并借鉴当今世界通行的模式,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对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

执行时效作为行政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各国行政立法中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兼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种模式。对于前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较为简单、粗略，且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对于后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阙如。加强行政立法中有关法院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民法院执行权的运行检视与重构路径

目前,人民法院执行权的性质定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执行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议.执行权虽然具有某些类似行政权的特征,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司法权.由于对执行权性质缺乏清晰的认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缺乏系统而科学的执行权理论指导,过度依赖"审执分离"的模式设计,过度强调执行权的行政属性,"审执分离"局限于同一法院内部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在厘清执行权性质的基础上,从"加强对执行权性质的系统研究","以执行权的优化作为改革目标","根据客观需要确定具体的改革模式","建立独立于法院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系统"等方面重构执行权.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难,法院行政执行负担过重使审判受到影响,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缺乏规范等。我们可以借鉴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积极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