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自珍与吴中词派的离合关系

吴中词派兴盛于嘉道年间,与龚自珍活跃在文坛的时间多有重合,且地域相近,自然成为龚自珍创作时重要的词学背景之一,也是其词学观的必要参照系.龚自珍虽与吴中词人有过交往,并有顾广圻、秦敦夫等讲求声律的好友,且与戈载具有相同的音韵学知识背景,但龚自珍的崇畅情、重自然等词学观与吴中词派的声律论实际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决定了两者在词学上甚少交集.龚自珍的“尊情”观坚守以词抒写性情,在吴中的声律大潮中,讲究词的独特内质,在当时的影响固然有限,但其导向却堪称词体正大光明之途,其意义值得充分重视.     

《今词初集》与清初词坛

《今词初集》是清代初年的一部有特色的当代词选。它不仅对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词复兴中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而且也对龚鼎孳评价很高。特别是强调抒发性灵的审美追求,在当时独树一帜。编者对浙西词派某些特色的揭示,对阳羡名家陈维崧的评价,都体现着他们的艺术独创性,反映了清词复兴期各种风格多元并存的独特风貌。     

正中词的写境与写情——兼谈其“堂庑特大”

正中词向来为论者所重,其写情善以深挚缠绵之笔出之,而多有凄清之况味,所谓"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其写境则以凄寂迷离,淡雅蕴藉为主,语多简淡,境多含蓄.同时正中词在词境的拓展上也有一定之功.     

论清词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以江浙对广东的影响为个案

地域性是清词的一大特征.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江浙以外则为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某些边缘地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就江浙与广东而言,近代以前,江浙词风已经波及广东,但影响还不大.近代以来,广东词坛先接受浙西词派,后崇奉常州词派,粤词之嬗变则与江浙词风息息相关.另外,广东词在全国词坛的地位也受到江浙词坛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除了宏观的考察,还应该关注某一区域内部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     

云间词派论略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词派 ,它结束了元明词中衰的困境 ,开启了清词中兴的门户。该派崇尚南唐北宋之词、倡导风骚之旨 ,推崇风流婉丽、含蓄蕴藉的审美理想 ,并实践了其词学观 ,创作了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内容又具有词体本色的婉约之词。     

论清词复兴之端绪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承继七子之风 ,以复古为旗号 ,提倡古雅 ,反对俗艳和俗谐 ,通过对从宋至明某些词学现象的批判 ,提出向上一路 ,确立创作榜样 ,应接了晚唐五代的词学传统 ,并在新的时代中予以升华。云间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探索 ,开创了推尊词体的清词复兴之路 ,启发了朱彝尊、陈维崧、张惠言等人在词学上的进一步思考 ,对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杜贵墀和他的词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而以王夫之、王闿运为代表的湘籍词作家在清词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杜贵墀作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词派的重要成员,其词不仅在创作技巧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清初的唐宋词接受与词学论争

清初词坛,词人如林,词派纷起,一派中兴气象.他们对明词中衰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明人一味接受<花间>、<草堂>的结果,但因为文学观念的差异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各词派在对唐宋词接受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形成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为清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比较优良的生态环境.     

凤林书院体与“稼轩词风”辨析

<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是宋末元初的一部词选,所选多为江西词人词作,厉鹗据此提出了"凤林书院体"和"江西词派"的概念.对于凤林书院体的风格特点,学者们大多认为是"接近干苏辛一派词的风格",但从该书所选词作的选调用韵、用典和用字等几个方面来看凤林书院体与"稼轩词风"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与辛派词人的豪壮词风差异较大,有些地方接近于张炎一路格律派词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     

清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关系的相倾与混融

“性情”与“学问”作为清词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清词的发展历程。顺康时期乃词体振衰起敝的关捩,词学中兴的要诀均萌芽于此。这一时期各家各派对传统的“性情决定论”进行传承、拓展、修正与突破,但始终是以“性情”为本位;然而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导致词论中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或相倾或混融。清初词论中多元嬗变的“性情与学问”观,既是各家词派面对颓势寻求突破的表征,也是围绕是否接受“以学为词”而展开的群体对话。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流派演进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在动态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清词理论的发展脉络。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从选本看周济词学理论之演进及其成因

周济乃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之巨擘.从<词辩><宋四家词选>可以见到.周济更重读者接受层面与文学本位的理论倾向,这可以从编选者的词学观念之演进和选家主体意识之凸显两方面找到原因.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经周济之阐扬推衍始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在清代词坛上的重要位置.     

《说文解字》中人鸟相关的词及其文化蕴涵

通过对<说文解字>中一组人鸟相关的词的系联、分析可以看出,<说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用文字训诂讲述的人类的上古历史,是一部民族史、文化史.在今天文化研究升温的情况下,<说文>对于这种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而<说文>与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在现代重视多学科结合的科学研究中尤其值得取法.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论清词对词境的开拓——以清代岭南词为个案

对词境的开拓是清词的一大成就,清代岭南词在这方面即有出色的表现.其一是对南国风情的集中展现与词体美学类型的拓展;其二是对清代史实与"心史"的全新叙写;其三是对西方文明与海外风情的反映.总体而言,清代岭南词人开拓词境之举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为词体增加了新的内涵,在词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对清词的文学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刘体仁与清词中兴

元明走向衰落的词学至清代完成了复兴,而清初则是由衰到盛转折的关键时期,其间词人频出、佳作云集、词学理论丰富深刻。清初颍州诗人刘体仁不仅诗名颇盛,在词学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除少量词作外,其诗话著作《七颂堂词绎》在诗词分疆理论、词史观、正变观、创作论等方面都不乏新见,在清词中兴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义项失收举隅——以《商君书》为例

<汉语大词典>是当前最具权威性的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然其在某些方面或亦可商.文学、君位、券书、死难、很刚、地力、君上、刺杀、必然、专制、死刑、一举千里诸词<商君书>即已出现,而<汉语大词典>所用书证均晚于<商君书>.死力、死人、国位、奸民、善民、良民诸词的某些义项<商君书>即有使用,而<汉语大词典>并皆失收.     

范仲淹的解《易》特点及其对学术风气的影响

范仲淹解<易>有以下几个特点:注重推究经典本义,对传统注疏持温和的批评态度;兼采象数和义理派义例;解经从大处着眼,不作过多琐碎分析.范仲淹对<周易>的诠释具有汉儒象数派向宋儒义理派过渡的特色,对后来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宋代学术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