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道德资源整合与网络道德建设

道德资源的整合是改变现代社会道德资源相对稀缺状态的需要,也是超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部"道德资源对立思维方式的需要,更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和网络道德建设提供充分的美德伦理资源的需要.科学发展观为道德资源整合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维度:道德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应凸显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理念,坚持全面、协调的方针,吸纳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先进道德资源,注重创造性转换,增强道德资源的整体功能.网络道德根植于现实道德资源.通过对现实道德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将优秀美德伦理资源创造性地转换为网络道德,不仅为网络道德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美德伦理资源,而且也为网络道德资源的开发、培育与整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有益启示.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论"辨物居方"与中国早期政治知识之起源

"辨物居方"是指先民在其群聚生活中"辨别万物,知其所止,于人则辨然不疑,于物则各当其所"的生命活动与精神活动.群聚生活与"辨物居方"相与为用、相互需求,前者为后者提供思维之对象,后者为前者之存续提供精神性前提.正是在这种相与为用的机理之中,孕育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因子:最早的时空观、共同体意识、分体意识以及最初的秩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辨物居方"提供了在发生学意义上理解中国早期政治知识之孕育的钥匙,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内涵与气质.     

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因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     

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道德文化问题(英文)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语境,本文重新反省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传统的蝉脱与嬗变,以及隐含在这一脱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性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导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近世中国企图脱出传统道德文化的自由与保守之两分,表明了"传统之后"的中国道德文化陷入了摆脱传统与持守传统的两难纠结,而最终的结果看似已然超乎"传统之外",实则仍然在"传统之中",只不过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在近代百年的"诸神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然而,她并非超脱于"传统之外"的纯粹异物,而是且只能是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新的延展,仍然是漫长、深厚、连贯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     

构建现代道德维系机制:道德建设的另一条路向

当前中国学界对道德建设问题的思考,大致有五条路向,即道德规范体系建设路向、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化路向、“个人美德”的诉求路向、道德建设的信仰致思路向和在道德与政治的相关性中探讨道德建设的路向。分而察之,五条思考路向都各有所得,也各有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其所得的同时克服其不足,为思考道德建设开辟另一条更合理的路向。“道德维系机制”概念的提出,即为了满足这一理论需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随着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解体,急需构建现代道德维系机制,使道德由外在约束和他律真正化为社会主体的内在约束和自律。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论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保障

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多种因素.自古以来,学者们立足道德或人道主义提出的"至善论"、"美德论"、"智慧论"、"禁欲论"、"自由论"、"契约论"、"革命论"和"艺术解放论"等,都旨在杜绝战争,根除苦难,消灭不公,祛除异化,消除贫穷,抑制贪欲,重建感性,解放爱欲,复归人性,实现社会和谐.证明做人需要道德,建立和谐社会更需要道德.特别是现阶段,更需要在最普遍的或全球化的意义上,在知识、智慧、文明、进步、自由、公正和真美善的层面上,通过对旧道德的扬弃,新道德的确立,即通过确立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全球性道德,以保证其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真正起到一种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     

谭嗣同《仁学》的出版与梁启超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大放异彩的伟才.称其为伟才的主要原因是,戊戌变法时他逼迫袁世凯举兵未成,政变失败后拒绝流亡而选择了慷慨就义,以及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仁"与西方近代文明产物的"学"(科学)结合起来,著述了<仁学>.     

试论当前"道德危机"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传统的道德原则、规范、观念、道德追求等过去被视作德性的东西,或多或少地遭到挑战,在道德危机的表象的背后,昭示着人们对本能态度的自然回归,昭示着生活方式的平权化,道德关怀的感性亿,"卡里斯马"人格的内化,道德灌输向道德教育的回归.我们应透过道德危机的表象积极构建一个合乎现代世界潮流的道德文明体系.     

康有为"三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贡献

康有为运用进化论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重新改造公羊三世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世说"进化史观.他的进化史观不仅突破了传统变易史观的樊篱,开创了中国历史观近代化转型的先河,同时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持.     

从以太与仁的关系看谭嗣同哲学的性质

谭嗣同对仁推崇备至,同时对以太乐此不疲。有学者提出谭嗣同奉以太为世界本原,并根据以太说判断谭嗣同哲学的性质。事实上,不论是谭嗣同在《仁学》中论证仁学时强调"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还是在《以太说》中阐发以太时强调以太"精而言之"亦可以称为仁,都使以太与仁的关系变得既密不可分又复杂微妙。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以太与仁在谭嗣同哲学中的关系,通过还原谭嗣同的以太说,厘清谭嗣同哲学的性质和归属。     

社会转型时期既"好"又"善"的生活如何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造成了人们伦理道德原则的失落.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导致道德"理想国"覆灭的罪魁.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特殊的心理结构特点、道德认识水平的相对滞后等都是它形成的原因.为了使既"好"又"善"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良心和道德的自律,培养伦理宽容,坚持"善"高于"真","应做"优先于"能做"的行为原则,构建和谐共生的伦理准则.     

"文化自觉"与中国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构建

本文以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及其对中国当下的深刻影响为主旋律,采用"政治生态"这一包蕴"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叙事架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维度,并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遗产的价值取向、有关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全球共识,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新观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整合,为中国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的包容理念,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发展所亟需的价值理性构建提供具体设想,使中国的发展在与人类文明进程保持一致的同时,能够运用其传承了数千年文明的独特智慧,进而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巨大变迁中闪耀自身文化的辉煌.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

麦金太尔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实践和理论都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其症结在于启蒙运动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其深层原因是启蒙运动以来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因此,他认为要拯救现代西方社会就要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生机。     

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到了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中国佛学的振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家都对佛学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是为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则是为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现象.作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份子,谭嗣同与梁启超也同样推崇佛学,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二者在所处时代及身份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却有同有异,这不仅能够透视出中国近代思想家研讨佛学的特点,也能发现近代思想家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舍斯托夫论尼采道德学说

尼采曾经相信善的力量和道德理想.后来疾病使这一信念受到严竣考验,开始了道德批判.尼采道德哲学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他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对道德的新认识:善人也会受到良心之苦,良心也会起来反抗善;爱与怜悯的背后隐藏着软弱和虚伪.因此尼采批判传统道德,寻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当这一寻求长久无果的时候,尼采便为了自我辩护而开始用"超人"学说、"贵族主义"和"爱命运"来进行善的"布道".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尼采的"心理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