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马市研究

明朝马市是直接关系到明廷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明廷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于明廷来说，马市不是边贸问题，而是对边地民族所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抚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直接关系到明朝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对少数民族政策等诸问题。因此研究清楚明朝马市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一、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人们习惯于将马市、茶市、茶马互市或互市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在明朝，马市与茶市、茶马互市或互市是不同的概念。它们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马市是明廷在东部及北部边地设置的交换场所，主要以布匹等物品交换边地少…     

明代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肇端于唐代 ,经过宋、元时期的大幅度发展 ,空前鼎盛于明代。明代 ,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较前各代 ,无论是交换的规模上 ,还是交换物品的数量上 ,都有较大的进步。一、明代汉藏民族间茶马互市的发展程度和规模明初立国后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势力范围 ,集中力量消灭仍有一定军事力量 ,且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① 的北元蒙古 ,统一全中国 ,明廷在藏族地区“法汉武创河西四郡羌胡之意 ,建重镇于甘肃 ,以此拒蒙古 ,南捍诸番 ,俾不得相合”② ,施行怀柔羁縻政策。这一政策削弱了北元蒙古 ,消除了它卷土重来的威胁 ,对…     

“茶马司”到打箭炉：明清汉藏官营茶马贸易

官营茶马贸易政策的延续与变迁是观察明清汉藏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尤其清廷通过在四川控制打箭炉等贸易枢纽以及完善边销茶引岸制,是这一转变的重要节点。在对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上,明代基于获取马匹以供应九边与安抚西藏、制衡蒙古的需求驱动,不断完善茶马互市的配套设施和相关规定,但是打压马价、难禁私茶等原因致使茶马互市日趋衰落。入清后在陕甘继续设置茶马司,以茶中马,伴随着对西藏开展有效治理,清廷取消了四川的茶马司与茶局,转而继承并细化晚明以来川边推行的茶引制,以边市茶叶贸易代替茶马司的功能,逐渐取得茶贸控制权。清廷在四川与陕甘的贸易施策虽看似不同,但究其目的都是安抚边地,并最终促进边销茶贸易的繁荣,强化区域经济的同时,增进了汉藏及多民族的交往交融交流交通。     

近现代甘肃民族贸易纵览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多民族交错聚居的地区,历史上曾有不少部族和民族都在境内活动过,有的还建立过地方割据政府,至今仍有汉、回、蒙古、藏、东乡、裕固、土、保安、哈萨克、撒拉等民族在省内聚族定居。由于各族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而通过互市贸易以及官方的“贡赐”以弥补物质生活中彼此之不足,则源远流长。 一、以茶叶贸易为嚆矢 迨至清季,曾沿袭明代茶马之制,于西宁、洮州(临潭)、庄浪、河州(临夏)、兰州五处设茶马司。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推行颁票贩茶的措施,印发行票835张,每张准贩茶叶40包(每包净重正茶100斤,副茶15     

明初关中水利的兴修与农业经济

明朝初年,关中经济濒于崩溃。为备边西北和迅速完成统一战争,朱元璋在关中地区实行“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的政策。本文主要论述了明初关中水利的兴修及其对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论明代西北马政的始盛终衰

在封建时代,马匹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畜力。同时也是驿传交通特别是军事战争的重要工具。明代,西北马政是马政的重心所在,也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始盛终衰与明朝政治的清明和腐败,以及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废弛紧相联系。     

吴万善教授与西北民族问题研究

吴万善教授与西北民族问题研究吴万善先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生于陕西大荔。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学系。长期从事于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吴教授擅长中国近代史、西北近现代史、西北民族史，特别是回族及各族穆斯林起义史教学...     

历史变迁与一体认同：甘肃涉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研究

甘肃涉藏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的区域,在人类早期文化、民族变迁、朝代更迭中,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一脉相承。同时,以拉卜楞寺和禅定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经济上茶马互市,文化上互动交流,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新中国成立后,甘肃涉藏地区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如期实现脱贫,正在同全国一道奔赴在新征程上。探讨甘肃涉藏地区与中华民族同根共进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积极外交策略

从学界鲜有关注的幕府“海禁令”发布(1633年)以前三十年间的德川幕府对明朝和朝鲜李朝的外交来看,在明朝取消经贸往来、加强海防、既而军事威慑,同时附以战争罪责的道义质问和非难,以及幕府面临西方基督教而“禁教”而自我收缩的外交困境下,江户幕府积极主动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进而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同时,幕府也积极展开了对荷兰和越南的一些经贸往来.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也谈恰克图贸易中断的原因

众所周知,“俄罗斯互市”是清代前期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而恰克图则是几乎整个雍、乾、嘉、道年间俄国对华贸易的咽喉要道。在一定意义上说,恰克图互市的兴起和繁盛、暂停与中断,都反映着当时整个中俄关系发展的性质及特点,集中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政府的相互政策。正因为如此,雍乾年间清政府在恰克图的几次闭关罢市,历来是中外史家感兴趣的题目。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许多研究者往往望而却步,以致这个颇为重要的问题,至今尚属阙疑。《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王少平同志《恰克     

明初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统一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次年六月,元顺帝妥懽帖木儿由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逃至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北),临时建都于此。洪武三年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其子爱猷识里达腊退据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仍用元国号,建立“北元”政权,以与明朝相抗庭。在西北甘肃一带有扩廊帖木儿,在东北有几支元朝残余势力:辽阳行省平章刘     

边境地区以边境贸易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

边境贸易包括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内容,在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形式、内容、地域、方法上都有很大扩展,形成了不断创新的趋势。边境贸易虽不是国家间的主要贸易形式,但对沿边地区意义重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下,沿边地区应制订合适的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目标,以促进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明代河西在西北边镇的地位

甘肃镇是明代西北四大军事重镇之一,是明朝北部防务的重要军事体系。明代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决定了明代河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明廷对河西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煞费苦心地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河西重要地位的确立,促进了河西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河西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正是明朝经营河西战略成功的必然结果。     

试论邪马台国的性质

邪马台国的性质问题,虽然不象其位置问题那样众说纷纭,但也是关于邪马台国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发展到国家以前的过渡期的小国联合”(井上光贞语′);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是“以亚细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初期专制君主权力”(上田正昭语)。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多种见解,有的说邪马台国是原始民主制;有的说是奴隶制国家;有的说是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等。本文主张邪马台国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以下试从社会、阶级和王权三方面述论之。     

浅谈“丝割符”与江户前期对外贸易

丝割符是日本江户时期海外贸易输入品的包买专卖制度。本文拟就丝割符的产生、兴衰,结合幕府贸易方针、政策的转变过程,对其历史地位、社会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论述。一、丝割符是江户初期幕府贸易政策的产物 16世纪以前的日本海外贸易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朝贡贸易。1548年明朝最终断绝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到了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中日关系恶化,“明朝商船似乎一度完全禁绝。”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占据澳门经营中日间的中间贸易,从中渔利。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唐都学刊》2004年总目录

第一期【西部文学研究】笔谈 :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西北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魅力无穷韦建国 (1)………雪域高原的审美沉思　　———马丽华与她的西藏写作张　吕 (5 )…………“绝域产生大美”　　———略谈红柯小说与伊斯兰文化　　张雪艳 ,李继凯 (9)…………………………………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悲剧情结廖晓军 (13 )…………………【东亚汉学研究】川端的女性意识———《雪国》之我见张艳萍 ,王山太 (16 )………………“韩流”与“汉潮”———漫谈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中韩文化交流李英武 (19)………………………………………………     

汉魏六朝“行马”建筑政治功能考论

行马是建筑物周围或门前的一种空间屏障设施,它本是战国时期的军事防御设施,至汉魏六朝逐渐演变成都城诸门、宫城诸门、公卿府邸等建筑物门外的空间屏障物,其功能也转化成分隔建筑物内外空间及政治权限的实物标志。例如宫城内外的监察权限通常是用“行马”这一特定概念来表述的,“行马内外”实际成为区别宫城内外两个不同空间管辖权的特定语言。都城门外、公卿府邸门外等设置的行马,其政治特权亦然。行马建筑设施的强化突出了统治者在城市空间划分和对主体“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两方面的控制,凸显了皇权政治行为空间的等级性和文化象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