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

本文从分析族群的名称入手 ,揭示了族群的名称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族群名称的使用所反映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和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 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

族群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评述了西方族群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族群研究的状况,分析了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当前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

无论在国家、区域之内,还是在国际事务中,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冲突以及移民等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族群、族性概念以及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族群、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论的实践——以两岸客家和当代台湾族群建构为例

本文从族群概念的争鸣入手,以两岸客家和台湾族群的建构为实例,阐释了族群——族群认同——族群建构论这一组密切相关的概念的内涵,在肯定族群建构论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在台湾族群建构过程中建构论被过分夸大的负面影响。     

族群工具化:理论探讨与中国现状

西方社会学界较早关注族群工具化现象,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族群并非简单的文化群体,而是一种社会群体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中国也存在族群工具化现象,部分地方、群体精英有意识通过对族群意识的操弄,以实现自己特殊的社会目标.族群工具化现象的背后,有着许多方面的诱因.族群工具化现象对中国政府重视区域间、群体间发展差距有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族群工具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甚至危险的,过度工具化的族群会导致社会成员日益碎片化,社会矛盾冲突激化.     

台湾三民乡沙阿鲁阿族的族群现象

沙阿鲁阿族是台湾原住民邹族的三大族群之一,以三民乡民权村的沙阿鲁阿族来看,民权村的原住民以布农族为主,其次为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通用的原住民语言是布农语,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的后裔,多年来被视为或自视为布农族而不自觉.但近年来随着族群意识的高涨,后二族群的后裔,纷纷挺身而出,声称自己的族群认同.从中我们看到国家与地方的折衷以及不同族群间的冲突与妥协.如何为族群间寻求一相处之道,是今日当务之急.     

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

断裂型多族群国家在自上而下推行选举民主后,形成了事实上的族群性政党竞争制,这种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整合,反而放大了族裔差异的政治化程度,加剧了族群冲突。本文分析了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民主化转型加剧族群冲突与族群暴力的制度原因和基本机制。在这些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推进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使国家的社会形态从断裂型多族群社会转变到中度分化型社会,并朝低度多样性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断裂的族群结构形态,才具有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论族群与民族

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族群概念的界定是多义的 ,有的强调族群的内涵 ,有的强调族群的边界 ,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但简明准确的界定可以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 ,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 :(1)从性质上看 ,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 ,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 ;(2 )从社会效果上看 ,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 ,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 ;(3)从使用范围上看 ,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 ,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 :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 ,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 ;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 ,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     

民族艺术设计与品牌化战略研究

民族艺术设计与品牌化战略的结合是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苦荞茶、5100矿泉水的包装设计及《民族学刊》的装帧设计都证明了民族艺术设计品牌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民族艺术设计品牌化战略构想包括民族艺术设计与品牌战略的结合,民族艺术设计与市场营销相结合,民族艺术设计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民族艺术设计与文化创意相结合,民族艺术设计与国际化战略接轨。     

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

从哈尼族山寨箐口村的梯田、蘑菇房、图腾柱以及磨秋等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可以发现,获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可,并最终成为该体系的结构性要素,是民族文化转换为文化产品的重要条件。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结果。在建构文化符号的过程中,消解不同文化图式间的紧张关系,关键在于当地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且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基层少数民族精英的融入机制与作用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民族精英—少数民族群众”的结构框架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根据村庄人口外流程度和村庄内部机械结合强度的不同可将村庄分为四种类型。类型不同,村庄内部民族精英的存在状态及相互关系也不尽相同。民族精英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要注意人的参与和规则的供给。民族地区的乡村能否振兴,一个“度”的把握很关键,即少数民族民众的动员程度。民族精英的重要性恰在于组织与引领少数民族民众。国家要依赖民族精英,但同时也要注意民族精英挟“民族话语”自重的动机与目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规范民族精英的活动,防止民族精英的利益集团化。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具有多元性特征.大众媒体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边疆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少数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中国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托茂及其族源考证

托茂作为一个边缘穆斯林群体,生产生活于蒙藏地区。托茂是什么?其族源如何?翻阅历史文献,深入实地调查,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作者勾勒了托茂及其族源历史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