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刑事学派犯罪观之比较初探

刑事旧派与刑事新派在刑法理论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本文截取一个侧面,分别介绍了旧派与新派的代表人物在犯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对新旧两派的犯罪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并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从"旧派"代表人物刘永济与"新派"教师朱东润、叶圣陶、苏雪林等人的交往情形来看:所谓"新""旧"之争,确实存在意气纷争与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其实质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新""旧"之争确曾是客观存在的学术生态现实,但并不代表两派人物在学术上没有交流,在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这两派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相互之间在学术观点与理路方面的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所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创造欲,正是他们取得重要成就、形成各自特色的原因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从整体上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气质和深厚传统。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

辛亥前后,四川的新派与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此盛彼衰,形成了拉锯战的格局。吴虞与各方新人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孔非儒",为此他们求同存异,同心协力,互相声援,加上青年学生的支持和一些旧派人物的逐渐趋新,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在四川逐渐兴起、壮大。     

论鲁迅早期对“新派人士”的道德批判

研究了鲁迅早期著述中包含的对当时的"新派人士"进行道德批判的内容.在查阅、审读当时大量的相关著述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了鲁迅早期道德批判的现实出发点及其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认为鲁迅早期著述中对"新派人士"所进行的道德批判存在如下意义第一,它们是当时"新派人士"道德实际的反映;第二,这些批判与时代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三,鲁迅早期的道德批判是其"根本之图"思想的重要基础,是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另外,也是他早期接受"新神思宗"影响的重要前提.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柳亚子《论诗六绝句》浅释

清末民初旧诗坛上一批著名诗人各有千秋,有人对他们恭维备至,有人对他们诋毁不遗余力,柳亚子先生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对他们的评价,识见超卓,堪称公允。清末民初旧诗坛大体上可分六派:(一)湖湘派:以王闿运为主,杨度、谭延闿羽翼之,其别派则有樊增祥和易顺鼎,(二)闽赣派:以陈宝琛、郑孝胥、陈三立为主,严复、林旭     

通俗抑或消遣——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命名的探讨

学界所指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其主流是从清末民初产生蔓延整个民国时期,其称呼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消遣小说"。前五种称谓都不够科学、不够合理。而从这类小说消遣娱乐的核心特征、自己的主张和新文学对其的批判来看,"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命名相对而言最为科学、合理。     

论清末民初哀情小说结局的社会成因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是20世纪通俗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其悲剧结局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清末民初正值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近代新学与旧学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的个性解放意识开始苏醒,但旧的封建制度和势力还依然顽固、强大.在这样一个无奈的时代,哀情小说的悲剧结局正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面临爱情婚姻的普遍苦闷心态与凄惨命运.     

市场消费与文化提升——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

关于新派武侠小说 ,学界毁誉不一。本文试图从香港文化语境的角度阐释新派武侠小说的品格 :1949年以后 ,香港继承发展了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商业性既激发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 ,也制约了它的内容风格 ;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文化语境又衍生了金庸、梁羽生的现代观念 ,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不同观点 ,对于“夷夏之辨”辨析、对于伐恶复仇的探讨 ,对于人性的新的挖掘 ,都是他们对于旧派武侠小说的进一步的文化提升     

论“传统派”与“新派”之外的现代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发展倒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此后二十年间,武侠作家达数百之众,流派众多。即便是在金庸的“传统派”和古龙的“新派”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依然门派林立。至金庸封笔,古龙逝世。“传统派”和“新派”逐渐衰微,原归附二派旗下的许多作家纷纷独立,武侠小说苑中更呈现出诸候割据局面。 在“传统派”和“新派”之后,对武侠小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气势派”“血腥暴力派”、“温和型新派”等流派。以下本文着重就这些流派作粗浅的论述。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对建国以来我国《小学生守则》的回顾与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已经五次颁布了《小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的内容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由于《小学生守则》在内容、培养目标上的政治化、理想化与成人化,在培养方式上推行知识性的灌输学习,使得《小学生守则》在具体实践上问题重重,其对小学生的素质培养与道德教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小学生守则》如何回归生活,如何促进小学生的养成教育应是其今后发展的重点。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民国时期,回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并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相互交往中,汉族社会贤达对回族的民族性格、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度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出了正确的评述,对其爱国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王伯沆先生与太谷学派传人

太谷学派活跃于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暗流。王伯沆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他曾投拜于太谷学派二传宗主黄葆年的门下,并与诸多太谷学派传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王伯沆先生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锺泰、王雷夏、周育卿等太谷学派传人之间的交往史实,来展示太谷学派的传承情况,以期引起太谷学派研究者的关注。     

民初骈文小说的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在启蒙追求退潮之后的重大转移。民初骈文小说引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学需求。在一种基本脱离社会政治与现实情形的“情”之上,民初骈文小说建立了自己的内蕴,也表明了清末民初“言情”的文学语言建构一度从古文转移到了骈文。     

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关系原则及实践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设立条款"与"自由实践条款",两者相互制衡,对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形成了现代世界最典型的政教分离体制。在实践过程中,美国逐步出现了"分离论"与"调和论"两大流派。"9·11"之后,调和论似乎占据了上风。     

清末民国潮汕新旧教会的妇女事业

在晚清潮汕社会,新教与天主教会是推动妇女教育的先驱。选取美国浸信会、英国长老会和巴黎外方传道会开办的两种妇女教育机构,即所谓的"小女学"和"老妇学",对晚清民国时期在潮汕地区活动的新教和天主教会所开展的妇女事业做一个全面细致的梳理。这些机构为妇女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使她们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潜心接受宗教以及文化教育,为潮汕社会培养了一批识字的新女性。     

剪不断，理还乱——南社与鸳鸯蝴蝶派关系初探

南社和鸳鸯蝴蝶派,一者肇始于清末,一者兴盛于民初;一者慷慨激昂,一者柔情旖旎。多数研究者更强调二者之间风格的迥异而未能注意到其间诸多剪不断的联系：在队伍构成上。二者相互交叉;在文化气质和行为作风方面．二者颇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其小说创作方面．二者又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而这一切。缘于他们同属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保守主义者。     

试论民初政治小说退潮与作家的抗争

民初政治小说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变化 ,小说的商业化压力 ,也有小说家自己改变了晚清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说家仍在抗争 ,这就形成了民初小说独特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