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郁氏小说

在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上,郁达夫是可以同郭沫若相提并论的文学巨匠。郭老对他评价极高:“鲁迅先生的韧,一多先生的刚,达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三绝。”(郭沫若《再谈郁达夫》)确实,郁达夫     

补白

“张资中”应为“张资平”翻开《节日朗诵诗选》(李小雨编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在第174页介绍郭沫若时写着这样一句话:“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这里的“张资中”应为“张资平”。《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由廖盖隆、罗竹风、范源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其中是这样介绍的:张资平(1893—1959)作家。广东梅县人。1911年留学日本。曾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1919年开始写作。1921年完成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同年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曾任武昌师范大…     

鲁迅与郁达夫的一个比较

从五四发端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位,总是榜上双双题名的。郭沫若曾把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与郁达夫的“卑己自牧”并举,称为中国新文坛的“三绝”(郭沫若:《再论郁达夫》)。可是,有人却认为,鲁迅与郁达夫是无法比拟的。我以为,作为同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友,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漂流三部曲》的思想和艺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以诗人和剧作家著称的,因此,过去对郭沫若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诗歌和戏剧方面,而对他的小说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其实,郭沫若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数量相当可观,从一九一九年写作《牧羊哀话》开始,到一九四七年的最后一篇小说《地下的笑声》止,其间近三十年,他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三十八篇,约四十万字,诚然,郭沫若小说的成就和影响不及的诗歌和戏剧,也不能与鲁迅茅盾等人相比,但较之同是创造社的郁达夫,则各有短长,在艺术性上,郭沫若不如郁达夫的严谨洗炼,细腻纤美,而思想方面的成就,则要在郁达夫之上,他的小说具有郭沫若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独特风格——潇洒豪迈,自由奔放,如《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地下的笑声》等作品,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深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独树一帜,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对我国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说:“达夫在中国新文学里面的地位,很象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郁达夫与屠格涅夫在文学上的地位是否相当,暂且不论.但屠格涅夫是郁达夫接触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位外国作家,也是对郁达夫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家之一.他们之间不论是个人经历,还是文学创作,确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本文就这两位中俄优秀作家的关系,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1 前期创造社揭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异军突起,和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争文坛春色。郁达夫是前期创造社的骨干之一,他的前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似乎是不言而喻地成为现代文学史家们的定论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在诗歌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郭沫若,小说散文方面则为郁达夫。”又说:“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     

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战士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他逝世那年,毛泽东同志提字:“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朱德同志提字:“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宋庆龄先生提字:“万世师表”。郭沫若同志在《祭陶行知先生诗》中指出:“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这些都是对陶行知先生的极为正确的评价。     

《凤凰涅槃》中若干艺术形象征意义初探

郭沫若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凤凰涅檠》,是一首富有象征意义的优秀诗篇,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刻划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过去,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本文不嫌浅陋,亦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凤凰、火 诗人明确地说过:“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郭沫若;《创造十年》)又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有的同志以诗人的这两句话为依据认为:“凤凰的自焚象征着旧中国的死灭”,凤凰的更生“象征祖国的新生”。[一九五九年吉林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以后不少人袭用这一观点,或说凤凰“象征我们可爱的祖国”(谢本良:《在烈火中新生》,刊《江西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或说“诗人歌颂的凤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一九七九     

毛主席诗词是形象思维的艺术结晶

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毛主席诗词正是用形象思维创作的典范实践和艺术结晶.郭沫若同志赞扬毛泽东同志“形象思维第一流”,这是对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高度评价.为了更正确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诗词,有必要根据形象思维的原则进行探索,并以毛主席诗词为范例学习     

《浙江新文学名家研究》出版

有“文物之邦”美称的浙江省,自古便是文人荟萃之地,特别是“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浙江籍作家是一支宏壮、矫健的大军。他们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张颂南副教授主编的《浙江新文学名家研究》,最近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杭州大学中文系《浙江新文学研究》专题组十位同志近年来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试论冰心诗的审美意识

“浪漫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24页)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一次在思想意识和道德意识上的解放,而且是一次在审美意识上的解放。继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光辉照亮浪漫主义诗歌之路以后,冰心以其莹莹的《繁星》和融融的《春水》,“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无畏地叫了出来”(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在同时代的青年中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共鸣。     

郭沫若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读《少年诗稿》札记

郭沫若同志在序他的自传时说:“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像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郭老的生活道路是这样,思想历程也是这样.本文试图通过对《郭沫若少年诗稿》的研读,从源头上寻找“乘风剪浪下嘉州”(《夜泊嘉州作》),“久欲奋飞万里游”(《寄先夫愚》)的原动力.一、《少年诗稿》是郭沫若早年思想的真实记录郭沫若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诞生在乐山沙湾镇老家,到一九一三年秋初出夔门、东渡日本之前,二十一年的生活可以分做三个阶段,即:一八九二至一九○     

郁达夫与后期创造社的关系

郁达夫于1927年8月15日在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上登出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原文无标点）从此，郁达夫正式脱离了创造社，创造社也随之进入了后期阶段。但是，郁达夫与后期创造社仍有一定瓜葛，甚至发生了笔战，到了最后，郁达夫“和创造社的关系却是恢复了的一（郭沫若《再谈郁达夫），《创造社资料）P．835）。1926年底，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和出…     

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几点看法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第3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分析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后,引起了各地学者、专家们的关注。笔者也不揣谫陋,略抒一得之见,以就正专家。 一 在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曾誉李白、杜甫是诗歌创作中的“双子星座”。而十年之后,却一变自已的观点,从肯定杜甫到否定杜甫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打开《李白与杜甫》,把《关于李白》和《关于杜甫》每节的题目比较一下,就明显地看出作者的倾向性:评李白重点是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郁达夫与日本文学

郁达夫于1913年秋,陪同他那位被派到日本考察司法制度的长兄来到日本。第二年夏天,他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念书。同年级的有郭沫若等人。据郁达夫于1927年写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一文,在“一高预科”求学时期,他开始接触了西洋文学。次年,他进了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理科;又次年,改读文科,在“八高”四年左右,读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小说达千部。时奠定的。1921年,他发表了小说《沉论》,可以认为,这部小说正是描写了高中时代的作者化身。当时,在埋头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为了填补无聊的生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第一,还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邓演达,“准委郭沫若为副主任”。这时,郭沫若在汉口,革命军正处攻占武昌的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