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道德要求之探析

秦帝国道德要求的核心是"忠"和"孝",目的在于建构适宜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家庭伦理秩序和官僚伦理秩序。把政治等级比拟为父子关系,将道德规范奠基于人的心理情感,这是秦主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理路——以“忠”为对象的解读

主流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无疑是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佼佼者。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成功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主流政治价值观之于政治法则、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基础性地位,通过以孝劝忠的方式推动价值观的整合。其次是通过对传统理论的创造,将忠的理论精细化、哲学化,强化了这种政治准则的理性色彩。另外,统治者还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理论拔高之后的忠重新放归平易,大力宣传忠的要求,将忠所包含的各种政治观念融入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及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外在的政治行为获得了内在价值理念的有力支撑,使社会成员评价政治现象遵循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规定的方向成为潮流与时尚,那些不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要求的思想与行为受到巨大抑制,提高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指导性地位。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论“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

“孝”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以“孝”的历史变迁为纵轴,以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为横轴,全面分析了“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自殷商的祖宗崇拜产生“孝”为始,经周代为利于宗法统治而将祖先崇拜向人伦秩序转化,到孔子把“孝”与“敬”、“养”、“礼”结合起来,才完成孝道的伦理构建。后经汉代“移孝作忠”的发展,“孝”的含义不断得到扩展,由调整自然亲情的伦理秩序转变为具有政治教化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功能的普遍道德。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皆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民间所认同。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孝”,在面对现代社会变迁的冲击之时,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变化而发生转化。提出孝道伦理应顺应时代变迁的要求,由原来适应家族主义的传统孝道转变为适应个人主义社会的现代孝道。     

逃离与眷顾——伍子胥悲剧命运的文化阐释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斗争中的重要人物,<左传>、<国语>皆叙其事记其言,<楚辞>称其忠贤,司马迁<史记>为其立传,后世小说家也颇多渲染.伍子胥的悲剧命运令人低回叹惋,特别是当我们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观照春秋时代王权政治生态中人的生存境况的时候,伍子胥的家世、他一生所经历的纠缠着孝与忠观念的逃离和眷顾,实在有太多让人深思回味之处.中国文化如果要涵养健康的生命个体,就必须重塑合于自然人性的忠、孝观念.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蔡邕儒家思想研究

蔡邕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是他身上相当浓郁的忠孝观念。蔡邕将“忠”与“孝”共同视为士人品格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并把“忠”置于“孝”之上。蔡邕的政治态度表现得相当复杂,他对民生的关注、时政的抨击,都颇近于党人,但他似乎更愿意如王畅、郭泰那样,通过自身道德学问的张扬,在全身远祸之际,来刺激和作用于当世。     

《论语》《曾子》《孝经》三家论孝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曾子》、《孝经》虽然产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孝的理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孝"、"忠"、"悌"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孝亲方式的＂养＂和＂敬＂的二重性;其二是孝亲义务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其三是孝亲功能的逻辑推演性。可以预见的是,旨在强调家庭伦理之＂孝＂的先秦儒家＂孝＂论,必将对传统＂孝＂文化的当代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论南朝士人忠君观念

学术界多认为南朝士人几无忠君观念,文章通过史料钩沉,认为由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的惯性作用、(?)人个人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及统治者的倡导等原因,一部分士人心中仍保留了较为强烈的忠君观念。     

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

为了以具本土契合性的方式理解华人社会中新兴的高龄化议题,文章从亲子代间伦理的角度切入,在台湾社会文化与现行政策脉络下,以华人孝道概念为核心,整合西方既有研究概念及研究取向,进而建构一套适用于探究华人文化脉络下高龄福祉议题的前沿理论。孝道概念及文化在近期高龄化趋势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社群与政策单位的重视,但可惜的是,无论华人或欧美研究者往往都将孝道内涵局限于"奉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或子女在物质、劳务与情感层面上提供父母代间支持之义务,而未能掌握华人文化中各种孝道行为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等层次上的不同功能与意涵。有鉴于此,文章特别援用华人孝道双元模型,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方式上兼具亲子代间关系运作特征、儒家伦理展现形式之优势,完整反映出孝道在华人社会中同时涵盖私德与公德领域的运作特征,及其在个人、家庭及社会层次上的多元功能,据以深入解读台湾老人福祉议题与相关现象、政策方向背后更细微的本土特色与伦理意涵。     

转型时期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构性分析及治理

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使其具有扩张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公共权力异化,并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为权力腐败。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调整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经济根源,集权政治遗风的影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政治根源,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法制根源,政治伦理建设的滞后是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根源。有鉴于此,应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公共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加快权力结构调整,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快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中国传统尊老文化的社会成因及特点评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政治上说,历代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把家庭的孝与对君主的忠结合起来,并把这种政治上的需要贯彻到具体的尊老活动和制度中。中国丰富的传统伦理文化直接促成了尊老文化。尊老文化中有较多的合理成分,也包含某些不科学、不文明的成分。应正确区分我国尊老文化传统内容中的精华与糟粕。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清代丧偶女性的家庭责任问题——以中下层女性为主的考察

清代丧偶女性通过嫁、守两种方式履行家庭责任,持家的中下层寡居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可能遭遇节孝两难等伦理矛盾。家庭责任的压力和婆媳之间的矛盾影响着寡妇的性格倾向。     

中国孝文化的理念形态及其现代传承

孝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历朝历代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纵观我国传统孝文化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把握其理念形态首先应明确传统孝文化的精神本质,那就是敬与忠。而要传承传统孝文化,就不仅要吸收传统孝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又要有所创新,树立新型孝道理念,使孝文化顺应时代的发展,为建设现代社会精神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