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吾华遗产富,继承批判莫相侵”——论吕振羽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超越

吕振羽在治史生涯中能够取得诸多成就,多得益于其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思想、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吕振羽倡导经世致用、据实立说;重视史料的广搜博征和严择慎取,为自己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又在治学理论、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实现了对乾嘉学者的超越,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老子研究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学术领域的运用，曾引发学术研究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其影响巨大而久远。本文以老子研究为切入点，分别从20世纪初期、30年代及40年代等几个阶段，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历程，并通过对胡汉民、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分析，揭示早期唯物史观的发展特性及老子研究成就。     

略论美籍华裔史家对建国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及其思考——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评述为考察中心

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体系,新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这套资料丛刊,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这套资料丛刊虽存在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文史料收录存在严重欠缺等局限性,但总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告诉我们,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被诬称为"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然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这一时期虽是一个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但它同时亦可理解为史家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需要的时代,这种基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既是史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亦蕴含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因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略论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本文旨在阐述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介绍吕振羽在五十年间献身历史科学的主要成果;概述他跟着时代的步伐,以唯物辩证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史学体系在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观上的特色。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

20世纪前半期,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经过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吕振羽晚年咏史诗中的民族思想与史学史理论

《吕振羽诗选》是研究吕振羽晚年思想和学问的重要文本。民族史和史学史是吕振羽晚年用功较多的两个领域。诗中讴歌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领袖。咏史诗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书的篇章,反映了吕振羽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包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遗产;要开展比较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领域，至少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三、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基和最初划分；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六、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八、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九、在史料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体系——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述评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前辈一起,为中国史学这一最古老学科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构筑了宏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侯外庐学派。本文仅就《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评述这个学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理论。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