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夔州诗导论

民国夔州诗是夔州诗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它身上既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烙印,也携带着历史文化传统的脐血。它把山水情怀与历史反思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把杜诗情结与人文关怀融为一炉,继承发扬了杜甫夔州诗现实主义精神;民国夔州诗中燃烧着抗战烽烟,辉耀着民族之魂,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充分展现了诗人的文化人格和诗艺品格;创造了风采灿然的诗歌意象,表现了独具魅力的峡江风情;民国夔州诗既不乏名人之作,也涌现了不少乡土诗人,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本土诗群;它受新诗崛起及“文学革命”的影响甚微,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保持了独有的地域特征和诗美风采。     

“在自己的回声里，找到了隐居的万物”——《锋刃》诗群20年片论

在民刊《锋刃》面世20年之际,回顾《锋刃》诗群诗歌创作实绩,探讨诗群、社团等诗歌团体对当代诗人个体及诗歌现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在诗艺探索方面,哑石与李龙炳表现尤为突出,哑石之诗表现为一种富有张力的和谐,而李龙炳则忠实地用他的艺术感觉维护其诗的纯净与晦涩。在意象建构方面,画家孙磊和楚子擅描绘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孙磊之诗简洁冷峻,诗歌具有了承接“一段历史”的强度与厚度;楚子则用泛滥的语词操控着血色盛宴和肉身狂欢,以恐怖之景与残酷之美冲击着神经末梢,书写着厌世的愤怒。作为《锋刃》诗群凝聚力的源泉和诗歌精神核心,吕叶、孙文、史幼波、朱杰、唐朝晖、吴德彦等诗人立足于生活,以其真挚虔敬的声音,用精神漫游者的姿态,唱出了对灵魂彼岸的颂歌。凭借在诗歌精神上的超拔高蹈及诗歌技艺方面的自觉精进,《锋刃》及其诗群已然成长为既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又有较为丰富创作实绩支撑的一片峰峦。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世界

阮籍《咏怀诗》“归趣难求”,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千古难解之谜 ,研究者往往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思潮来探求这个“谜底”。而本文则从《咏怀诗》文本出发 ,结合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 ,分析《咏怀诗》意象世界的内容种类和意象组接方式 ,并指出阮籍诗歌意象世界的独特审美特征——隐秀之美。本文认为 ,丰富奇幻 ,多姿多彩的意象世界是《咏怀诗》“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的重要原因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海德格尔诗才观新论

海德格尔诗才观是真理、诗人、艺术作品相互交融的独特呈现,其内含着诗才之灵性、想象之神圣和作品之化境三者的交融与互化,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也进一步消融了哲学与诗学的沟壑。关注“诗人何为”,旨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域外启示另一维的“它者”,也为现代文明的匡正提供另一种视角。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颊（遣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褐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一地利一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日“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日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一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遂物之“脑文化”鲍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鲍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日诗教。故孔夫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论花间词的道教文化意蕴

花间词作为唐五代词的杰出代表,首开“词为艳科”的香软词风之先河,却为道教文化所漫染。花间词常用的词牌,蕴含着道教文化之意蕴;花间词中常见的神仙故事意象和仙化意象,与道教文化有眷内在的关联;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后蜀特殊的文化土壤使道教文化在花间词中得以蔓延。道教文化给予花间词人以可贵的启迪,它有力地刺激了词人想像力的发挥,给花间词抹上了浓艳绮丽的色彩,增添了空灵缥缈之美感。     

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月亮意象是中国古代离别诗中常见的典型意象 ,月亮意象积淀了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心理 :月亮意象柔和温馨的审美特征与离人的感情需求相一致 ;月亮意象的惟一性、共享性使离人产生超越空间的玄妙之感 ,从而获得感情慰藉 ;月亮意象是离人期待团聚的寄托与象征。探究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代离别诗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内涵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及其文学史价值

"白洋淀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重新发掘、评价,并已经典化。从向内——对当时历史语境中诗人内心的个体追问,以及向外——诗人对异化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两个维度解析了"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阐释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价值。这体现出多元文学观念的重建和时代的进步。     

唐代送别诗的意象组合

唐代送别诗中的意象组合极具特色,诗人巧妙利用送别时的地点、行人所往之地以及沿途的文化特色形成的空间地点意象组合,造成了峰断云连、辞断意属的审美意境;借用明显的时令节侯、景物气象等特点组合的意象,则增添了送别诗意象的斑斓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画眉深浅入时无——小议古诗英译过程中意象问题的处理

古诗英译过程中要再现原文意象,适宜采用“散体译诗”理论与多种变通手法;对意象中的文化差异,宜显“异”而求融合,从而推动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魅力

历代多从比兴、用典分析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文章认为不论是比兴还是用典,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意象在《咏怀》诗中是非常典型的。文章将《咏怀》诗中的意象分为六大体系:日意象、鸟意象、植物意象、道路意象、神仙意象、自创人物意象,由此分析正是这些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咏怀》诗广阔的审美潜能,也是其诗歌魅力的真正所在。     

共是悲秋客,哪知此路分——中英诗歌“悲”秋意象探源

本文在大量分析中英“秋”诗意象的基础上,从客观物质世界、传统文化精神、创作主体、中西哲学思想以及文艺理论诸方面探讨了“悲”秋的共同内涵与差异。     

布莱克诗《回音草坪》中意象的象征意义

布莱克诗《回音草坪》由意象群构织而成。第一诗节象征童年时代,第二诗节象征成年,第三诗节象征暮年。诗中诸多意象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三个时段日出、白日、落日分别象征人的童年、成年、暮年;诗的结构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三个诗节恰恰象征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三个时期。诗中儿童、母亲、老人象征整个人类;云雀、鸫鸟和小鸟象征整个动物界;春天象征大自然。一系列象征性的意象揭示了人类的生命规律,展现出诗人对生活、对自然、对人类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