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闻一多的诗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闻一多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的确,闻一多不但是杰出的爱国诗人,而且是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闻一多和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一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镌》。他们面对新诗中衰的现状,决心研究新诗的新格律和新音节。虽然在此之前,刘半农、陆志苇、钱玄同、周无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重估、深化、再出发——2016年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6年现代诗歌研究依然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态势。流派群体研究以对早期象征派、1930年代现代派、七月诗派和西南联大诗群、现代金陵诗人群研究的成果为主要收获;个体诗人研究层面,李金发、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现代诗歌史上关键诗人的研究凭借新视角切入和新材料发掘,潜在的诗学品格得以重视、重估;新诗形式研究与现代汉语的联袂,深入至标点、分行、隐喻、格律等诗歌肌理,代表着近年新诗形式本体研究走向更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现代诗接受研究领域,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研究是2016年度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论清华新月诗人

本文论述了清华新月诗人群的定义，前后期新月诗人对中国现代新诗格律发展作出的贡献，朱湘、闻一多、陈梦家、林徽回诗的特点；探讨了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清华出现那么多有影响的诗人。     

闻一多并非“唯美主义”诗人

对闻一多的新诗研究中,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实际上,这是有失公允的,“唯美”充其量是闻一多诗作特色的一个侧面。闻一多之所以被划入“唯美主义”阵营,与他参加过“新月社”、家庭出身、求学经历及新诗形式有关。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如诗的神秘的格律派三诗人

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三人有许多共同点,也都非常有个性。闻一多可谓为义而献身的爱国诗人;徐志摩可谓为情而生而诗而死的理想主义诗人;朱湘可谓为诗而活的诗人化的诗人。     

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郭沫若在五四初期鲜明地提出了诗是诗人“情绪的直写”这一核心思想。这种情绪已经包含了“认识的分析”与“意志的综合”的升华过程,与原始性的直觉有根本的区别;坚持自我表现与回到内心的原则,使郭沫若的新诗本体观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与个性色彩;注重“心智”即情感与理智的结合,而又偏于情感,排斥理智介入,既为他的诗歌创造带来了真实性与反概念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他的一些诗作缺乏哲理思想的深度韵味;关注于“纯真的‘美的意识’的流泻”,主要体现为对诗人人格美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他对“体相兼备”的诗歌本体理想的深层思考。     

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闻一多的风采——闻一多与胡适、梁实秋、吴晗、朱自清、鲁迅之比较

闻一多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艺术家、学者,而终于觉醒,“从沙龙书斋走上街头,从狭小的个人兴趣走到关心人类的生活,立在时代的尖端嘶声呐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支火炬”。闻一多转变的“学术标志”是“由庄子的礼赞转而为屈原的颂扬”,其思想标志则是在组织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朱英诞、废名新诗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在新诗道路上跋涉的同路者,废名与朱英诞在诗学理论上存在极大的相似点,但也有不少的差异性。朱英诞继承了废名"当下性"的诗学观,指出新诗就是"内容是‘真诗’,形式是散文"的自由诗。废名以"新诗唯一的形式在于分行"总括了新诗的形式问题,朱英诞尤为强调语言文字及修辞技巧对新诗的重要性。废名对温李一派的推崇以及对波特莱尔、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等外国诗人的借鉴,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晦涩和哲理等多重意义。朱英诞则偏重于对陶渊明、谢朓、韦应物等写景兼说理派诗歌的探讨,并将西方浪漫派、现代派和欧洲古典哲学融会贯通,共同形成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基石。     

论诗歌的艺术美

论诗歌的艺术美刘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刚刚兴盛起来的新诗彻底摒弃诗的格律，主张无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体。针对新诗创作上的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倾向，新月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在《诗镌》上发表了《诗要格律》一文，提出重建新诗格律，要求诗人“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所...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试论朱湘译诗的观点与特色

朱湘(1904-1933)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走向诗坛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不断进步,由自然诗人逐渐过渡到面对人生的社会诗人。他勇于探索新诗的形式,曾对我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新诗是一方未垦的膏壤,然而却有丰美收成的希望。尽管他的一生短暂、坎坷,充满凄苦与幽愤,他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这块膏壤上深耕细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我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 诗人热爱祖国,生无媚骨而刚直不阿。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

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在广泛吸收西方新诗的基础上,扎根于民族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朱湘诗歌为例,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诗人诗歌中中西合璧的因素,以及诗人对新格律诗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做出的突出贡献。     

朱湘诗作管窥

朱湘其人,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应该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他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主办过《新月》杂志和《诗刊》,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四子”之一。(子离饶孟侃,子潜孙大雨,子慧杨世恩,子沅朱湘。)徐志摩曾说:“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分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陈梦家在《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