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士人“温卷”活动与杂说笔记之创作

作为笔记类型之一,杂说笔记在内容上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在唐宋时期,杂说笔记的创作与诗文、小说不同,它与科举形态下的士人活动“温卷”乃至“行卷”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与叙述方式、印刷技术、仕宦生涯、文官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清代新疆多元“法”文化初探

本文对清代新疆存在多元“法”文化并存现象进行论述,分析其存在原因、动态特征及归宿,探讨清代新疆多种“法”,的存在与政治管理之间的关系。在清代国家统一及新疆良好的社会政治管理的大背景之下,清代新疆多元“法”文化的并存的状况最终走向多“法”归一的结局。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学的兴起

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域外史地学,既是明末及清代前中期域外史地学的直接延伸,又是近代前夜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来袭的一种文化反应,俞正燮、萧令裕、林则徐、梁廷柑、姚莹等一批敏感士子,多方搜求外域新知,初步突破了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夷狄蛮貊”和“儒者著书但识九州以内”的陋见陈规,打开了“外窥”世界的“一牖”,为此后的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先河。     

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

渔洋以诗享盛名於当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晚岁肆力于笔记之作。自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六岁开始,至康熙四十八年(已丑)七十六岁,二十年间,成书五部,即《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公甘余话》。这些著作是他一生阅历、学问的结晶。 渔洋的这五种笔记,《四库全书》皆采入“子部·杂家类”中的“杂说” 一类。     

河南固始方言量词“掐”

在固始方言中,“掐”的动词和量词两种用法并存,作量词时,“掐”表示一只或两只手抓取的量,也可表示两根筷子夹取事物的量。量词“掐”能够与数词、名词、指示代词搭配,也可以重叠,在句中作主、宾、定、状语。从历时语料来看,量词“掐”是由动词“掐”演变而来的,宋代量词用法出现,元代凸显搭配对象的空间形状,清代表示手所抓取事物的量。“掐”本义是用手指刺入或截断,量词用法的产生是隐喻机制与转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述论

晚清域外地理学的兴起,有着学术与时代两方面的历史动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可以将晚清域外地理学划分为萌芽与兴起、繁荣与嬗变两个阶段。萌芽与兴起时期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数量少、篇幅短小、粗浅、零散;繁荣与嬗变时期的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众多、质量较高、内容丰富且系统性强。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丰富和更新了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晚清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迁,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张之洞选官吏

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作为清朝一代名臣,非常注重官员的真才实学。据《南亭笔记》记载,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熟知西学,尤其是对于西方当时的制造业相当精通。有一天,洋务局有官员来求见他,这位官员虽然是身在洋务局为官,但是对制造却是一知半解。     

汪曾祺与笔记小说

一提到笔记，人们会自然地想起南朝宋时的《世说新语》、宋代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以及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笔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一直延绵不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正如鲁...     

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述论

晚清域外地理学的兴起,有着学术与时代两方面的历史动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可以将晚清域外地理学划分为萌芽与兴起、繁荣与嬗变两个阶段.萌芽与兴起时期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数量少、篇幅短小、粗浅、零散;繁荣与嬗变时期的域外地理学研究成果众多、质量较高、内容丰富且系统性强.晚清域外地理学研究丰富和更新了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晚清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迁,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怀特海与张岱年早期著作中的“事”概念

张岱年接受了怀特海“事”的观念 ,也接受了二十世纪前期流行的物质结构论。前者重在刻画事物的过程性、流动性 ,和中国传统哲学“生生之谓易”、“太和即道”的思想吻合 ,是他的形上学的基础。后者重在刻画事物的规律性、确定性 ,是他的新唯物论的基础。两种物质观并存于张岱年前期哲学中 ,表现出他对外来思想的接受和融会方式     

当代世界格局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发达与不发达两种社会状态并存是当代世界总格局。“两个并存”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三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它的世界性扩张及其所造成的矛盾转移导致了“两个并存”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客观逻辑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到“两个并存”再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农村包围城市”的迂迥曲折的道路。     

谈清代杭州驻防的“文”“武”二元特质

杭州驻防是清代重要的军事建置。杭州驻防发展过程中，驻防旗人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渐趋热衷文事；另一方面，旗人受八旗制度制约，始终保持“武”的属性。驻防旗营文化因此呈现文武兼具的特征。杭州旗营“文武并存”的特质尤为鲜明，是八旗统治进入中原并且与中原文化交融互动的缩影。从杭州驻防旗人的教育环境、身份嬗变、武事类诗歌书写三个方面分析旗营文化中的“文”“武”二元特质，以此见微知著，谛视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文化的多元性作出补充。     

纪昀论笔纪小说

纪昀的小说集《阅微草堂笔纪》(以下简称《阅微》),是清代以来有重要影响的笔记体小说集。本文要讨论纪昀对笔记小说的观点,当然先得从这部笔记小说集的体例及写作情况谈起。这部小说的体例,蔡元培在《详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分别得很得当:“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体……《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所谓“随笔体”就是“笔记”体,诸如“笔谈”“笔录”“随     

诗歌媒介与诗集编修——查慎行《陪猎笔记》中的文学生活及其文本价值阐释

《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体现为“润色鸿业”之作，在其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纪恩心态的表达书写，具有标记查慎行人生节点的文本意义。出于查慎行“翰林诗人”视角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通过实录笔调，详细记写扈从行旅中的君臣诗文酬和活动、翰林集体编书过程，呈现出皇室文学生活与官修书籍生产活动的多元样态及丰富具象。《陪猎笔记》的记事内容兼有历史记实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意义，具有珍贵的“诗史互证”“书史互证”的文本价值。《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阐释，对于重新认知清代扈从笔记具有典型个案意义。     

避讳古今说

“避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现象。“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不便直接说出,而改他语来回避掩盖或装饰美化。”这就叫做“避讳”。如行船的人避讳“翻”、“沉”等字眼,不辛失去亲人的忌讳直言一个“死”字。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段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观游,吏遂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是一段有关避讳的笑语故事。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出自这个笑话,它流传至今,已是妇孺皆知。     

《墨经》选诂（之四）

本文是一条《经》《说》的诂释。文中，比较详尽地考察了有关前人成说，驳正了不少误解，如认为原文另有什么奥义，或是在论述四种不同的判断或逻辑的基本规律，以及“狗又名犬”就是“重同”等等。结论是：（一）“重、体、合、类”所论述的，只是概念或其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四种相同关系。（二）“重同”，是两个名称指着同一个事物的同。（三）“体同”，是都分与整体之间的相同关系，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四）“合同”，是不同事物并存于一处的同，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并列关系。（五）“类同”，是一部分相同的同，亦即概念之间的交叉关系。     

韩日藏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及其语料价值

收藏于韩日的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是一批内容为中朝边境贸易、体例同中有异的朝鲜民间汉语“会话类”教科书文献;在清代北京官话教材的大背景下,这批汉语会话书也是清代“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并与同时代的日本和西人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共同构成了19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因此,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为清代汉语官话、汉语方言、语言接触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史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文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晚清输入域外法律文化的选择

晚清的变法修律,是通过参照域外先进法律文化来完成的。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晚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最终选择以大陆法系为参照法系、以日本为参照对象国,优先输入公法文化,再逐步引进私法文化,实现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晚清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所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燕行录》与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域外书写

清代是我国民族共同体不断壮大的重要时期,建立王朝的满族群体大量地承袭了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作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礼制风俗了解最为深刻的邻国朝鲜,燕行使在长达数百年不曾间断的出使过程中,记录着来自满蒙汉藏群体的多种样貌,亲历着“风俗华夷半”的融合进程,感受着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与共融性,也悄然改变着朝鲜使臣传统华夷观影响下的固有认知,成为目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交往中生长、在交流中稳固、在交融中壮大的域外见证者,日记形式的《燕行录》不仅是一部东亚视域下清代多民族融合共生的域外观察史,更是汉文化圈内东亚不同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