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史之有评,由来已久。如果寓褒贬于记事分寸之中也算是一种评论的话,那么,自有史以来就有史评;如以编史者正面使用论评文字才算,那么“太史公曰”是个开端,后代相继承袭,很有发扬光大之势。研究《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解司马迁对我国史论发展的贡献,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都是有益的。     

《集韵》《类篇》“一曰”义初探

《集韵》《类篇》中收有一些＂一曰＂义,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假借、引申、通假是＂一曰＂义的最重要来源。《集韵》《类篇》中的＂一曰＂义反映出宋代人已经意识到语义的系统性,用＂一曰＂的形式区分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和假借义等。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言说对象介词“对”悬空现象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变异

言说对象介词“对”的“承前省略式”介词悬空产生于元明时期,它以言说格式“对……说”为结构基础,在频率效应的推动下因协调句子结构的语用需要而促成。由于构成成分的口语化特性,介词悬空的“对说……”跟文本的语体特征产生了紧密关联,这使其在文言色彩浓重的历史语料中曾一度缺席。随着汉语书面语新规范的确立,现代新闻语篇的语境规约推动了“对”的悬空方式由“承前省略”深化为“隐含脱落”。在当代网络语言中,“对”更是出现了“紧邻凝固式”悬空用法,“对说”也初步展现出凝固成词的变异趋向。多样的变异“异端”预示,这项进行中的变化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从《史记》看“同义连文”

《史记》中存有大量的“同文连义”语言现象。通过对其具体用例在共时的角度的分析,可发现《史记》中的“同义连文”在音节、语法、语义等方面的特点及其在语义表达上的作用等,从而可纠正以往对“连文”和“同义连文”概念理解上的片面性,并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使古籍文献注释获得确诂。     

《周礼正义》中的“散文”、“对文”研究

“散文”、“对文”为传统训诂学中的常见术语,它们主要是针对文献语言中同义词使用状况而言的。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广泛地运用此术语来研究同义词。我们描述了《周礼正义》中“散文”、“对文”所涉同义词的各种动态演变关系。并将其与之性质相似的“通言”、“析言”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与异。“散文”、“对文”为考查词类系统提供了参考,并启示我们,汉语词汇研究．必须结合词语运用的具体语言环境,．必须考虑汉民族文化的影响。     

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     

“文哏”相声的类型与程式(上)

“文哏”相声是运用传统文化,以“说”为主,进行知识性、趣味性批解的相声艺术,包括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经典小说类的批解、历史典故类的批解、诗词歌赋类的应对、蒙学及儒学经典类的批解等内容.“文哏”相声从人物身份、贯口到故事情节的设定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分析其程式化的形成与内容特点对于相声的历史发展、文化价值和当前的相声创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哏”相声的类型与程式(下)

"文哏"相声是运用传统文化,以"说"为主,进行知识性、趣味性批解的相声艺术,包括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经典小说类的批解、历史典故类的批解、诗词歌赋类的应对、蒙学及儒学经典类的批解等内容。"文哏"相声从人物身份、贯口到故事情节的设定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分析其程式化的形成与内容特点对于相声的历史发展、文化价值和当前的相声创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说文》“古籀篆”体例及沿革

针对甚少研究的字书字头编撰体例．进行了溯源研究。通过对《说文》字头编撰体例的仔细比对研究以及对各个时代字书进行的历时研究。发现后世字书编撰基本是沿袭《说文》“古籀篆”的字头编排体侧,这对以后字书字头编撰体例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科普文本的“文”与“道”

科普作品已是自成一类的观念形态文化,也是独具特色的一类文本。按照传统“文以载道”的规律,科普作品作为“文”本,必然承载各种科学之“道”,因而,科普作品之“文”与“道”,必然具有相异于其他文本的“文”与“道”的独特处。本文着重从哲学解释学观点出发,运用传统“文”、“道”关系理论,对科普作品的“文”、“道”关系做出了粗略的分析与界说。这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欣赏、评价和研究科普作品。     

《史记》中的“夫”

《史记》中的“夫”有用作名词语素、实词和虚词三种用法。其中实词“夫”用作名词和指示代词;虚词“夫”用作决断词和感叹语气词。“且夫”、“今夫”、“若夫”等用作复合虚词,表示主观认定,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决断词。     

“文”在建构着“道”——反向阅读《文心雕龙·原道篇》

用解构与后现代的眼光,通过“反向”阅读的路径可以看到只能表述、显现“道”的“文”,而关于“道”的体认始终是被“文”建构的不断延异和滚动的过程。进而发现《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个潜话语：“文”是如此重要而与天地并生,只因“文”言说着、建构着“道”。如果将历史的摆钟置放到当下,那么对于今天的人文精神重建,“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都”、“也”、“又”主观化用法的异同

副词＂都＂和＂又＂的主观化用法都表示强调语气,＂也＂则表示委婉语气。在极性表达和程度表达方面,＂都＂和＂也＂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强调表达用＂都＂,委婉表达用＂也＂;在增量表达方面,＂也＂和＂又＂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委婉表达用＂也＂,强调表达用＂又＂。和强调表达相比,副词的委婉表达要受更多的限制,强调和委婉不是对称的。因此＂也＂和＂都＂、＂也＂和＂又＂的语气表达不是完全平行的。     

《史记》三家注引《说文》校补“大徐”

《史记》三家注在注释中用《说文解字》共139字次,是宋代以前引用《说文》较多的资料,也是目前所知保存最早的《说文》材料。其中83字次的训释和大徐本《说文》有程度不同出入,从中可以发现大徐本的错误,纠正今《说文解字》的不足。     

“问题——解决办法”语篇模式在广告中的体现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广告这个语篇类型,通过找出广告语篇其特有的语篇模式,进一步认识广告语篇与其他类型的语篇的异同,进而为语篇类型的确立找到依据和佐证。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