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利用中国2004—2018年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大气污染物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     

如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地级市制造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及路径,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制造业更新生产和研发设备、优化人力资本和推动地区绿色金融改革等三个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与稳增长协同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权政策具有更好的平均促进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动态效应检验还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政策的持续性也会表现更好;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还受到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越低的地方该政策的激励效果则越好。     

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研发强度指标所形成的目标导向效应，对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以首次设立“研发强度目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研究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整体上实现了碳排放强度降低以及工业废气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下降，并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电商化转型能否推动低碳发展——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城市电商化已经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电商化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显著减少碳排放和提升碳效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电商化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说明城市电商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效应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和提升城市的碳效率；进一步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城市的低碳发展，还对周边城市有着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并助力城市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间接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危机，我国在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绿色低碳产业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家庭这一重要能耗部门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状况，对于探寻家庭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占据家庭主要能源消耗的间接用能为代表，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基于消费生活方式法测度了家庭间接碳排放量，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共同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间接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基于家庭所在地区、城乡类别以及收入水平差异这三个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间接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家庭间接碳排放，对享受型消费碳排放和发展型消费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最为显著，而对生存型消费碳排放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网络购物这一中介变量对家庭间接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间接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强度从中部、西部到东...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我国超大型城市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超大型城市相比其他城市面临着更大的碳减排压力,近年来这些城市均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做出了有益探索。本文以我国超大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STIRPAT模型就城市生产、技术、生活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经过比较分析总结出了四种“双碳”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产业结构变动、绿色专利比重、建筑能耗比重对超大型城市碳排放有显著负向影响,城市能耗强度、人均GDP水平对超大型城市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碳能源比重、交通能耗比重的影响则不显著。在超大型城市个体层面,碳排放影响因素对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经过多维比较分析发现北京、深圳为综合低碳模式,而其他城市则相对侧重于低碳生产模式、低碳科技模式或低碳生活模式。基于模式比较分析,提出了增进超大型城市“双碳”发展效能的启示。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官员异地交流提升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考察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数据，以官员异地交流作为一个识别理论假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市官员异地交流及任期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官员异地交流有助于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来自中央和长江经济带带内的官员交流更有利于当地绿色发展；考察期内，官员任期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显著“U”型关系，任期越长越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上中下游官员异地交流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上游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中游和下游却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绿色绩效考核并加强官员交流。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排污权交易试点能否促进绿色发展

利用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排污权交易的污染减排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探讨排污权交易试点对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显著地促进了试点地区的污染减排，也提高了技术创新绩效，但排污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明显。排污权交易试点对绿色发展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发挥排污权交易市场功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厘清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全国层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中部直接效应最大,东部间接效应最大。据此,本文提出健全金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发展和加强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