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转型期辽宁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社会转型过程中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代际职业流动的状况说明，先赋因素的父亲职业对子代职业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辽宁存在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率和向上流动的趋势，但是优势职业被优势群体所控制的倾向也非常明显，生产工人等职业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代际继承性。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度集中的辽宁，职业流动的结构性制约依然存在。     

教育代际流动的民族差异

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1年)"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与流动,并比较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16—25岁群体教育程度受父母辈的影响相对于26岁及以上群体更小,因而具有更弱的代际传递性和更高的代际流动性。分民族来看,少数民族16—25岁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低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而少数民族26岁及以上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高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因而,在继续坚持已有教育政策大方向的基础上,应适当调整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增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拨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机制、变迁及现实

高等教育的获得通过增加个体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虽然该认识是确定无疑的,但实际上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远比这一简单概括要复杂得多,即二者的机理关系处于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这一作用机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上,世界主要国家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对不公平特征,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机理关系有着明显的过渡性特点。为促进二者作用机制的合理化,我国的政策设计除了应注重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外,其中的城乡分化也应予以重视。     

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速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构建技术进步通过速度和方向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理论模型发现,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增加了高技能岗位,为子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提高个人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增加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采用CGSS2010-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以及各省份宏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城镇和男性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对城镇和男性同时发挥作用,提高了城镇和男性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概率,技术进步对女性和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影响不显著。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分析

本文侧重于对老年人家庭代际财富流动的数量方面的描述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农村公共支出视野中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具有分层结构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两水平统计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公共支出对9省(区)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子女的属性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省(区)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时表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较弱。建议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从而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代际视角下的上下级冲突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上下级冲突和代际冲突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引出上下级代际冲突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具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且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员工之间产生的冲突。针对上下级代际冲突的表现、成因、对策以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文献述评,并在剖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简要展望,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化与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整合——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背景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本土价值观与异域价值观交织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总图景之中。对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本土价值观与异域价值观,不同代的人也出现了相对不同的价值态度,从而导致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面对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如何实现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整合,就是当今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机会不等与收入不均:城乡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

文章提出了机会平等的定义,并给出了二阶随机占优条件下的检验方法。在控制子女努力水平后,利用CHNS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基于家庭背景的机会不等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分位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城乡子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但由于机会不等而引起的差异却存在扩大的趋势。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多就业培训,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困境与出路

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经验表明:从儿童期的"留守"到青壮年期的"流动"再到老年期的"留守",一代代"留守者"与"流动者"都无法走出循环的困境;困境存在的原因有农村发展滞后、小城镇无"乐业"条件、大中城市无"安居"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农民自身能力的限制等等;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政策之际,还需重视社会工作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