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程度——基于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的决策与执行会对企业国际化等战略决策产生很大影响,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风险与问题越来越多,高管团队的特征也受到学术界和商界越来越多关注。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共312个观察值作为研究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任期异质性及职业背景异质性对国际化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选取截止至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特征对四个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异质性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影响,而性别、年龄、任期、专业背景、职业背景异质性则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有不同的显著性影响。据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有必要配置不同特征的高管团队来提升企业绩效。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

外部资源的多样性、规模以及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作用,高管团队职业经历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上述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转型的初期,由于企业战略及资源利用、整合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稳定,因此,高管团队本身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作用机制将对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产生显著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此阶段应成为构建团队的一个重要考量。     

高管团队异质性、行业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元分析

为解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对32篇相关研究文献的35个独立样本进行元分析,同时探索行业背景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不同维度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职业背景及任期异质性对过程绩效有积极影响;性别异质性与过程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专业背景及年龄异质性与产出绩效有着正向关系;教育水平异质性未被证实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行业背景调节作用时发现,除却对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在高管团队年龄、职业背景、性别、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异质性主效应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均显著。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区域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一直被认为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文章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海外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差异对高管团队海外背景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包括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及研发效率。结果显示,尽管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整体上激发了更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也导致了一定的创新效率损失。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差异均会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在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方面的表现。     

中国情境下的企业高管与商业模式创新: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随着商业模式创新在业界成为流行词汇,管理学领域也逐渐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高管对商业模式创新有着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对此却存在模糊性认识.高管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整合现有基于中国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运用高阶理论、认知理论、资源基础观和行为理论等,从特质、认知、资源-能力和行为四个视角出发,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高管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研究显示,高管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高管认知能力、高管企业家精神、高管社会资本、高管机会识别能力、高管行为整合、高管跨界行为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高管先前经验等变量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经营管理价值观异质性对冲突与绩效的影响——基于123个高管团队的实证研究

通过定性研究总结了高管团队的六类经营管理价值观,并对123个高管团队进行了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经营管理价值观异质性对冲突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创新价值观异质性、长远发展价值观异质性、经济效益价值观异质性均对任务冲突有显著正影响,创新价值观异质性对关系冲突有显著正影响.任务冲突在创新价值观异质性、长远发展价值观异质性、经济效益价值观异质性和决策有效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长远发展价值观异质性和企业短期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股权结构调节作用下的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52家中小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股权结构对上述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小板上市企业,教育水平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都对企业绩效存在明显的影响;股权结构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其中流通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都起到增强型调节作用.本研究拓展并完善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引入流通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调节变量,丰富了基于股权结构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模型,同时对高管团队的组建、 股权结构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资产专用性、融资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高资产专用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三种融资模式中只有内源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债权融资模式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采用内源融资模式则受此影响较小。进一步按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发现,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交互记忆系统对高管团队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管团队有效性在企业效益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九个假设,并随机抽取了5个地区30个企业高管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交互记忆系统对高管团队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交互记忆系统三个维度中只有专长维和可信维对高管团队有效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

针对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环境,阐述了国内外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化关系相关研究相关的历史及发展轨迹,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及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治理结构影响战略变化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在考虑高管团队特征对战略变化影响时,应加强对战略变化过程的分析并充分考虑治理结构的影响;针对中国企业而言,在战略调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高管团队与其它企业经理人及政府的联系的作用.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法律因素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出发,对《物权法》出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且以2004-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物权法》出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法律制度环境越好,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物权法》出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越大。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