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

“可持续发展”已为现代人类日益关注。在寻求这一战略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应深入到哲理层面,从根本上疗治工业文明的某些认识偏颇。而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东亚智慧正可为现代人类提供探究“可持续发展”的哲理启示。其一为《周易》等中华元典深蕴的忧患意识;其二为中华元典阐发的和谐观念和中道观念;其三为农业文明留下的上遵天道、下循地理,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的绿色意识;其四为人际间互动互济的五伦观。东亚智慧作为古典思维,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暗喻,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东西方智慧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友好对话,促成价值理论与工具理性的协调,方有可能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

“可持续发展”已为现代人类日益关注。在寻求这一战略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应深入到哲理层面,从根本上疗治工业文明的某些认识偏颇。而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东亚智慧正可为现代人类提供探究“可持续发展”的哲理启示。其一为《周易》等中华元典深蕴的忧患意识;其二为中华元典阐发的和谐观念和中道观念;其三为农业文明留下的上遵天道、下循地理,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的绿色意识;其四为人际间互动互济的五伦观。东亚智慧作为古典思维,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暗喻,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东西方智慧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友好对话,促成价值理论与工具理性的协调,方有可能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太和”之美：生态文明美学的审美境界

生态文明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太和”。“太和”来自《周易·乾卦·彖辞》。“太和”就是大和,是人与自然之和,生态与文明之和。在其具体实现之中,或表现为顺应的和谐,是为优美;或为“逆应”的和谐,是为崇高。崇高中的“逆应”,当其给人类带来灾难时,它为悲剧;而当人类战胜“逆应”,实现人与生态共荣时,它为正剧。坚定走生态文明正道是人类之福,是生命之幸,是天地之大德,是宇宙之大利。“太和”的灵魂是崇高,不只是自然的崇高,还有人类的崇高,是两种崇高的统一。这样的崇高,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崇高。     

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儒家文化与中华农业文明生态伦理——以近现代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为参照

伴随着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困境的日益凸显,如何能够构建一个超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模式——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共识.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自然生态伦理,“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意识,“和而不同”、和平主义、天下主义的社会人文生态伦理,物质和精神相统一、重在追求灵魂安顿和精神境界提高的身心生态伦理,仍然具有深邃的思想洞识和超越时空的恒远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超越.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由大一、浑沌说礼－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大一”，“浑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大一”或作“太一”，“泰一”，实与“道”，“一”及“太极”同物而异名，“大一”主要指向自然，属天道，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而最终演化为天帝，“浑沌”由“大一”而来，则主要指向人类社会，属人道，是关于社会本原的概念，并最终演化为人（皇，黄）帝。人类社会乃由浑沌为始，一步一步分别，一步一步开通。分化浑沌，则男女有别，是礼现出，告别蒙昧，则排除血婚，是礼事现，战胜野蛮，则夫妇定位，是礼形生，礼器成。而随着群臣有正，上下，贵贱，等级有分，则礼制确立。于中是中国历史由浑沌，而三皇，而五帝，终于实现三代文明，总之，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礼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后西方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当西方文明与追随西方的国家纷纷滑向困境之时,世界格局“西强东弱”态势依旧但“东升西降”趋势越发明显的“后西方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变革中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发展实际对“后西方时代”的时空定位所做出的有利诠释,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方案,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突破了西式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文明困境,又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提供了走向现代化、开启新文明的中国向度和中国智慧。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作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飞跃和原创性成果,“两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更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体现了规律性认识和方法论总结的统一。其中,“第二个结合”廓清了“古今中外”之惑,打破了“文明蒙尘”之困,使党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契合”是内在前提、“贯通”“融通”是关键所在、“激活”是根本要求、“双创”是基本方法。     

“绝地天通”新考

中国先秦典籍中的“绝地天通”故事,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以全新的视角,通过文献考证,结合考古资料,论证了“绝地天通”既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发生在东夷族有虞氏与古三苗部族之间的、一个具有相当真实性的历史事件,其本质就是将苗民分隔南北,永不相通。     

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