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与文化涵化的范例——基于三大方言区的土族语同源、借词研究

民族语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如果语言消亡了,使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有效载体也将会不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何以维系?语言是群体加强凝聚力,产生群体自我认同意识的有力工具。民族语言除了其特定的人际交流、沟通、文化传承等功能以外,还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群体心理凝固剂和聚合物。历史上民族实体之间因政治决策、社会变动或其他原因如自然灾害、族群迁徙等因素导致的族际接触或交流,往往会使民族间的文化发生涵化。民族语言也是衡量群体认同的重要尺度之一,也是考察族际接触与曾有的融合史事的风向标。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

撒拉族的族群认同以1954年政府确认其为一个民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为分界线。之前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文化群体;之后的种种族群想象和民族认同具象表明族群的政治性认同始终是族群认同的核心。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农区蒙古族的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日常生活有其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及一般运行机制.以烟台营子村为例,深度剖析农区蒙古族凝结着族群认同意识的日常生活经验,对如何认识现代化及少数民族村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景观建构中的帕西傣社会空间——以峦村金桥为对象

借助对景观象征意义的分析,可以探究移民/族群的社会空间。峦村历史上和当代两次修造金桥事件,是帕西傣对族群文化景观的自我建构,也反映了其社会空间的发展形态和特征。研究发现,历史上借助金桥的修建,帕西傣不仅扩大了在迁居地傣族社区的内部社会空间,也通过回族族际网络拓展了外部社会空间;当代重建金桥则从景观象征和仪式再现两个层面,映射出其在回、傣双重认同下"有限开放"的社会空间。     

潮客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丰顺县 隍镇九河村的实证分析

丰顺县 隍镇九河村是处于潮汕、客家两个族群边缘的一个宗族村落，透过对九河村宗族文化对潮汕文化的逐渐认同过程的详细考察，可以窥见关于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的有趣联系，可以得出结论：即产生文化认同的原因与行政归属、婚姻网络、人口迁移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动等诸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潮客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丰顺县■隍镇九河村的实证分析

丰顺县隍镇九河村是处于潮汕、客家两个族群边缘的一个宗族村落 ,透过对九河村宗族文化对潮汕文化的逐渐认同过程的详细考察 ,可以窥见关于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的有趣联系 ,可以得出结论 :即产生文化认同的原因与行政归属、婚姻网络、人口迁移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动等诸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布朗族民间信仰与差异化族群关系的建构——以老曼峨村为个案

以云南省勐海县老曼峨村为个案,介绍布朗族与周边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村寨的族群关系,分析当地布朗族如何根据主观选择,将民间信仰作为建构差异化族群关系的手段和工具。     

群体事件对族群意识、族群关系的影响——以W事件为个案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探讨了W事件对族群意识和侗族与土家族、汉族之间的族群关系的影响.设计了群体事件对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影响的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提出了对三个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五个自变量.然后运用SPSS对模型数据进行计算,采用路径分析法讨论了模型中诸因素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历史事实·社会记忆·族群认同——以青海黄南吾屯土族为个案的研究

文章以青海黄南吾屯土族为个案,从考察族群认同变迁入手,就文化与族群性、文化变迁与认同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族群认同会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三川土族“纳顿”节及多神信仰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却是一种实践.民间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把社会的价值灌输给个人;仪式也是演绎着社会的冲突与平衡的舞台.现代人类学通过反思仪式及其展演,透过仪式的象征秩序和象征意义,揭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纳顿"傩祭遗俗,不仅仅是人神共舞的民间舞台,它还是民间底层社会资源、权利、公共空间、经济利益等分配、再分配的博弈场域;这里也是乡民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但是,在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背景中,变适毕竟是难免的.     

村庄调查的“志"与“史" ———以《盘村瑶族》为例

《盘村瑶族》尽管是《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后续研究,却是一部”史志合璧”之作,堪称建构费孝通“历史功能论”理论大厦的一块厚重奠基石。从民族志撰写与历史文献利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盘村瑶族》等前辈民族学家的作品,既不能完全依据英美标准“马凌诺斯基式民族志”的尺度来衡量,也不应忽略历史情境、在“主体性”方面予以过度诠释。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学科重建之前的中国民族研究,对世界人类学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潮客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丰顺县(阝留)隍镇九河村的实证分析

丰顺县     

族群认同、文化权力与手工艺传统——以大理剑川木雕为例

大理经历了由地方独立政权到中央帝国边陲的转变,历史发展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当地手工艺美学风格,少数民族占极高比例的剑川一地的木雕呈现鲜明的汉儒风格,但本地依然保留着大量迥异于汉族教化的象征符号与意义体系,从中可以看到对"主流"的想象和不平衡的文化权力格局。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农村撤制村、队为研究个案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撤制村、队过程中的一些冲突。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为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农村要大于城市。文章通过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制村、队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农村组织中良性的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功能可以决定农村撤制村、队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并且这一认同功能在农村中有其特殊的传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