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形成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六个着力"的执政党建设布局,创造了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经验,创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     

余谋昌与鲁枢元关于"生态精神"的通信

余谋昌致鲁枢元的信中提出一个问题,即有没有"生态精神".余谋昌赞成生态世界观,认为地球是活的,有生命,有精神.他从六个方面简单举证说明这个问题.鲁枢元答余谋昌的信里同意余谋昌信中的论述地球是一个活物,世界有自己的主动性、目的性;这种主动性、目的性表现为一种"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的存在,印证了"生态精神"的存在.     

铭记铁人事迹感悟铁人精神

铁人事迹感人至深,铁人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尝试用一至八的八个数字为记忆顺序,将铁人王进喜生平事迹和精神的精髓串联起来,即一个工人、二句名言、三个经典故事、四次代表、"五讲"思想、六条群众经验、七○年英年早逝、八个字概括大庆精神,以便于记忆、理解与感悟.     

浅谈“莱西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革的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分析莱西会议的背景和"莱西精神"为切入点,对比总结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六不适应"问题,指出"莱西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党组织建设改革的重要启示。     

“莱西精神”对新时期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革的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实际,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分析莱西会议的背景和"莱西精神"为切入点,对比总结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六不适应"问题,指出"莱西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党组织建设改革的重要启示。     

邓小平的治国韬略与领导艺术

邓小平治国韬略与领导艺术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治国风格;二是立足现实,着眼大局的治国谋略;三是开拓进取,敢字当头的创新精神;四是抓住中心,统筹兼顾的辩证统一;五是"柔中带刚,棉里藏针"的巧妙融合;六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谋略艺术.邓小平以他极富魅力的治国艺术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敬佩,给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带来深刻的影响,是留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庄子》养生思想探析

《庄子》养生思想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庄子》的哲学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人体生命观及健康观决定了其养生思想的基本风貌。《庄子》的养生思想体现在万物生于阴阳的世界观、"精神生于道"的生命观与"形本生于精"的身体观、"因自然而不益生"的养生原则、"缘督以为经"的中和养生方法论、"心斋"、"坐忘"的养气论、"形全精复"的养神论等六个方面。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试探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终生为党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科学精神、团结意识、革命纪律、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等六个方面的教育。朱德认为,要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解和关心教育对象;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和风细雨,以理服人;注重发挥"典型"的作用。     

论西柏坡精神体系

关于西柏坡精神,迄今尚无一致看法。研究西柏坡精神,应遵循历史真实、符合"精神"范畴、坚持科学方法的原则。西柏坡精神是由一系列精神群组成的精神体系,此体系以自信担当精神为统领,由"破"——革命革新精神、"立"——创业探索精神、"防"——居安思危精神三大层面组成,其核心是探索创新精神,实质是实干兴邦精神,特质是"两个务必"精神。     

当前“虐待老年人”问题的现象及对策研究

自从1980年初以来,虐待老年人问题作为重要的人权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现有的研究对虐待老年人问题并不成熟。文章在明确"虐待老年人"定义的基础上,将虐待老年人的类型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疏于照料、性虐待、自我疏忽等六类,并从自身和外界两方面因素分析虐待老年人的原因,提出对受虐老年人保护和支持的对策。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圆融统一

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既相互区别,又互相重合。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评点小说的过程中,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之块垒,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精神。但同时,他们又自觉地从小说创作规律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层面上揭示出小说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积极的文学精神,并且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圆融统一。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三言"中市民意识的体现

明朝中晚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居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程朱"理学也出现了某些松动,"陆王"心学一派则流光溢彩,在王艮、李贽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思潮.与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相适应,城市中也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儒家文化有所不同的市民文化.而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话本,更是一种典型的市井文学,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三言"、"二拍"是晚明话本和拟话本结集和创作的代表."三言"在描写对象的下移、婚恋观和义利观的变迁、政治关怀和忧患意识等几个方面集中表现了晚明时期的市民意识.     

论李梦阳的人格特质及文学创作

李梦阳多负气节,为明代"前七子"领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受陇右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梦阳表现出执拗个性、刚正不阿,崇尚气节、敢于担当的人格节操.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关学品质,具体表现为:(1)极力弘扬儒家的文学教化功能;(2)以复古求新变,达到提升士人精神的目的 ;(3)尚情贵真,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传承"工部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淳厚闳伟、刚毅强奋的风格.李梦阳以秦人而为"秦风",其诗中描写了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等,均与明代中原、江南士人不同.凡此,显示出特定地域文化对作家人格心性的深度制约和影响.     

无徽不成镇——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

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徽商,凭借良好的文化素质、艰辛的开拓精神、灵活的经营方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独执商界牛耳三百余年、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徽商活跃在祖国的都市和乡镇,形成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局面。徽商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了城市多元的文化生活,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谱写了多彩的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画卷。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以《三侠五义》为例

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和传统的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都投身朝廷、投靠高官,研究者把这时期的侠称为"官侠",而清官如包拯等则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是官化的侠,官是侠义的官,官、侠结合成为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一大特点,学界对于官、侠结合有不同的声音。本文以包拯和展昭为例分析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特点及结合,力图对"官侠"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探究官、侠结合之原因。     

杨一清的安边策及其历史价值

杨一清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一生留下了70余万字的文稿,这对研究了解明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无疑是巨大的资料宝库。本文讨论的安边策,是杨一清正德初年总制三边时上奏朝廷的奏章,《明史》称其为安边策。这份安边策既体现了杨一清的国防军事思想,又体现了他忠心体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是一份难得的国防文献。本文讨论了安边策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它的主要内容与落实情况,特别是对它的历史价值作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着重指出其对后世的警示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