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写——以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民间意识

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其发展不但为学术界带来一门新学科，同时见证了时代思潮的起伏。郑振铎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位俗文学研究者，大半生贡献于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此书不单单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充满时代思潮的痕迹，构成了它的独特风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它，窥见胡适、周作人等前辈关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用心；也能隐约听见三十年代一些论争的回声，还有著者个人的学养和审美观、强烈的爱国情怀，凡此种种，都影响郑振铎在写史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既推动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也制约他作为俗文学史家的识见。     

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文艺思潮论争中完成的。每一次现代文艺思潮的论争都影响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推动俗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文化运动引导俗文学研究"走向民间";"文学大众化"思潮助推俗文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回归;"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带来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导致俗文学研究的边缘化。     

宝卷学发凡

宝卷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专用经典，是从事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宝卷又是流传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通俗文学，亦是从事中国民间俗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都对宝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搜集到著录，从整理到研究...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从学科建设和观念成熟的进程来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所展现出来的俗文学理论的成熟和体系的完整,明显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洪亮《中国民俗文学史略》和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等著作的影响。在从"民间文学视野里的俗文学"走向"俗文学视野里的民间文学"转变中,他们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1940年代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19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术自觉品格。这表现为研究队伍的学院化,研究方式的立体化,研究态势的学科化,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分流性,研究与建设的融合性。此一阶段的俗文学研究为中国俗文学学科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由来及流变

在民间,薛仁贵征东故事广为流传。故事中,塑造了薛仁贵及其征战的主要对手、高句丽名将盖苏文的形象。薛仁贵和盖苏文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见于正史。但这两位英雄人物的知名度却是由于俗文学的不断加工树立起来的。做为故事的主人公,已完全脱离信史,成为虚构创作的形象,被赋予浓厚的传奇色彩。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源远流长,自宋元以来,形成了俗文学中最完整的“全方位”系列,包括平话、词话、杂剧、传奇、演义、地方戏曲、京剧等多种体裁,是研究俗文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典型,其学术研究价值弥足珍贵。然而迄今为止,对于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全面介绍并剖析历史记载及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各种文献资料,探讨其来龙去脉,并分析故事体裁、主题及象征形象的嬗变,对于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所占地位给予新的评价。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

<正>说唱文学作为俗文学之一体,伴随着上世纪初俗文学研究的热潮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1月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清代说唱文学以及中国俗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研究》以清代说唱文学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着眼,从个案入手,取得了一些值得赞赏的成绩。一、宏观视域:研究定位的突破20世纪初出现了“俗文学”研究的热潮,清代的说唱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后分界

作为热门话题，“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名称显然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免带有各自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因此前者又有“纯文学”、“雅文学”、“高雅文学”和“精致文学”的别称；而后者则又被称作“俗文学”、“大众文学”，最近上海的一些论者则另以“市井文学”名之。大凡涉及对立观念的论争，最轻松的方法莫过于消解“对立”，归于一统。在关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讨论中，持此种消解观点者亦不在少数。不外乎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严肃文学作品当初就曾被视为通俗文学作品；或在咱们这儿被当作严…     

诚斋体与俗文学——杨万里诗歌创作再认识

所谓俗文学,实有两种不同类别：一是原始民间作品,它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加工的带有一种原生性的文学形态;一是文人作品,它从民间作品中吸取营养,创造出一种鲜活、通俗,不仅具有俗文学的特质与意蕴,而且有利于民间作品的提高...     

消费视野中的城市俗文学活动--清代扬州俗文学引发的几点思考

在城市化速度日益加快的潮流中,城市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成了愈来愈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城市中的俗文学活动作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项内容,也显示出了消费活动的特征.虽然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不很发达,但文学消费活动却早已有之,尤其以清代的扬州最为突出.城市俗文学活动作为社会现象,具有生产消费的一般属性,而作为市民生活的一项内容,还表现出了实用性、夸示性和人格化三重品格.在当今的城市生活中,俗文学活动作为消费对现代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误区

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市场化与大众化，一方面是通俗文学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现人类的精神、理想与追求的严肃文学在通俗化的大潮中自我失重。一些严肃文学作家或转而加入通俗文学队伍，或双管齐下，以俗养纯。特别是在近几年，这种做法已成为不在政策优惠或保护之列的所有严肃文学出版单位的唯一出路。纯文学出版物拉下的亏空，只有靠俗文学出版物的盈利去填补。另外，纯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俗文学的生产、销售方式去操作纯文学的创作与传播，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文学创作逐渐走入了一个误区──媚俗，其…     

略论敦煌变文的原型意义

上世纪敦煌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在唐、宋之间的断裂。现代学者多从文学发展的表层形式方面去构筑敦煌变文与后代俗文学的桥梁,然而在这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普及潮流中,那些讲坛上下的僧俗诸众所建立起的心理契合关系、文化氛围以及传播接受形态,无疑成为后代俗文学孕育发达的酵母和土壤,这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敦煌变文这种特异文化现象,以求揭示它对宋后俗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在因由。     

论敦煌文学的内容及分类

论敦煌文学而不论先唐文学、不论敦煌文学中的传世文学,且以俗文学为主并兼及不少非文学作品是欠妥的。论敦煌文学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大框架。敦煌文学的内容应包括敦煌先唐文学和见于敦煌的唐宋传世文学作品,要严格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辨。敦煌文学分类不应以俗文学为主,而应首先区分传统文学与俗文学两大类,各类再以文学形式分文、诗、赋、词、讲唱等类,此外,应注意唐宋主流文学与敦煌地方文学之别。     

作者·受众·传播条件与市民文学

回溯中国文学史，自文学起源以来，雅文学与俗文学互有分合、消长。宋元明清文学趋于通俗化，并产生了俗雅结合的创作、推广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俗雅文学关系呈现出新风貌，市民文学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论散曲的“当行本色”

散曲被称作“词余”，却并非词之孓遗，而是诗体的又一次革新。散曲的“当行本色”，表现在语言上乃是“贵显浅”，即“意深词浅”；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为明快直捷；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曲如赋”，重赋多比，喜用“诡喻”、“博喻”，用典以一听便懂、一读便知为原则，而与诗、词用典迥异。从本质意义上说，散曲可划入“俗文学”范畴，这种“俗”，是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原生性为内涵的。散曲的生命土壤在北方，其“明快畅达”的本色，与北人的性情及趣味大抵有关。     

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

关德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满学和敦煌学研究专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业绩,为我国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等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关先生的俗文学研究工作在曲艺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其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则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先后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关德栋先生还是20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