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与现代专业知识的结合——一个傣族村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基于一个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收集西双版纳各级政府、防疫部门及普通民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威胁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从中观察傣族民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认知、行为和心理反应,揭示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实践中,从疫情危机中孕育焕发的集体生存意识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流行病防控专业知识相结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从人类学视角对边疆民族地区应对这一重大疫情危机的过程进行考察,从而提供有价值的民族志文本。     

物的表述与物的话语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物”一直是传统话题。“物”曾被作为标识,作为分类原则,作为交换的礼物,等。讨论结果表明,“物”与殖民、“物”与现代旅游、“物”的真实性、民具的意义等问题,都可拓展人类学对“物”研究的视阚。     

高校毕业生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与就业应对方式的关系：就业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以M 大学为例

为了解“后疫情时代”高校毕业生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就业服务满意度和就业应对方式三者间的关系,使用问卷对M 大学485 名毕业生进行测试。研究结果显示：（1）毕业生新冠肺炎疫情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其就业应对方式;（2）新冠肺炎疫情 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其就业服务满意度;（3）就业服务满意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与就业应对方式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 积极提升高校毕业生新冠肺炎疫情科学认知和就业“云”服务水平,有助于优化毕业生就业应对方式。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就业应对方式;就业服务满意度     

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中医药服务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的以中医药服务为内容的经济活动。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新冠肺炎疫情、“双循环”、新技术、RCEP等五个方面给中医药服务贸易带来了机遇,但其也面临着疫情打击、“三大浪潮”涌动、法律法规不健全、国际标准未落实和认可接受程度低等挑战。建议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依靠顶层设计,打造智能业态,完善法律法规,贯彻国际标准,并加强推广宣传。     

后真相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关系的建立

后真相时代人际信任弥漫着深度焦虑,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各种不实信息导致的轻信盲从和网络舆情更凸显出后真相时代信任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应发挥出思想引领、政治引导和心理疏导的功能,但当前网络去中心化、信息茧房、网络民粹主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关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后真相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时间维度上实现一体化接续教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链;从空间维度上实现协同联合教育,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信任网.     

中国旅游人类学的构建、困惑与应对——《旅游人类学教程》之后

在发展中国文化语境中“中国学派”人类学的趋向下,旅游人类学也在加速其本土化的进程,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一套成形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同时也需应对诸多困惑与挑战.     

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评叶舒宪先生的《文学人类学教程》

《文学人类学教程》的意义大大地超出了教材的范畴,是一部奠定文学人类学学科基础的著作;《文学人类学教程》最突出的创新和主要建树,就是文学人类学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百年来,虽然有不少近现代学者探索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文学研究,但是明确作为一种整体新研究范式的提出,确实是由叶舒宪完成并由《文学人类学教程》集中体现出来的.对什么是“文学”本体论的反思和建构,是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从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到“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叶舒宪以他倡导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完成了一种对国学传统方法的现代衔接与更新.从这些角度看,《文学人类学教程》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旅游体验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以桂林漓江古东景区为例

旅游是体验经济时代最典型的体验性活动,体验需求也逐渐成为旅游需求的主流。基于顾客体验价值这一核心,结合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尝试性地选取了27个因子,构建旅游体验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桂林漓江古东景区进行相关实证分析,以期指导旅游体验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旅游人类学与旅游发展——旅游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日益凸显。这种价值既体现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也反应在旅游学的范畴内。与当下旅游学界长于做＂短线研究不大一样,旅游人类学偏向做中、长线的研究,它主要关心现代旅游对东道主社会,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结构、传统价值、族群认同、社会角色、文化变迁等所带来的影响＂。旅游人类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田野观察和反思,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

本文认为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在田野方法、理论探索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80年代人类学的恢复与重建及 90年代人类学的复兴 ,均有一个对“古典时代”的接续过程。我们倡导重返“古典时代”,努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品 ;二是对这些旧著的调研地点进行学术重访 ,撰写新的田野著述。本文以台头为例 ,对上述诸问题进行讨论 ,以期引起同仁的关注和重视。     

去天堂

主日学校的教员:想去天堂的人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你呢,特里?你还没举手呢,你不想去天堂吗?特里:我去不了,因为妈妈让我一放学就回家。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

历史事实表明,主观主义是阻碍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天敌,它在本质上是主观和客观分裂,在现行的哲学体系中其僵化的特征尤为突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际生活脱节,在宣传、教育、实践中逐渐虚化,失去效应性。哲学重新回归现实生活,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挥其功能性,使其获得新生命、再发展的根本途径.     

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源因刍议

五行山下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为了争取生存权,求得自由解放,因而承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作者赋予悟空的任务是保护唐僧,取经是唐僧的事,因要保护唐僧悟空才踏上西天之路。小说中事实表明,孙悟空保护唐僧并非由于紧箍咒的约束,而是出于一种承诺,因而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历经无数磨难而终获成功。     

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加快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步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数字化已经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图书馆发展的历史态势,就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数字化进程取得的进展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无处可逃的人生———评《别让我走》

石黑一雄在新作《别让我走》中首度尝试科幻题材,描述了克隆人在寄宿学校的成长过程以及长大后作为捐献者的悲惨遭遇。文章试图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评论家们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话题：他们为什么不逃？文章从福柯的“监狱制度”理论入手,指出克隆人封闭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被隔离的生存状态,进而从“规训手段及模式”探讨他们驯顺的身体和思想,最后揭示克隆人作为“他者”在这个社会不知逃往何处的根源。     

中国近代社会往何处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途径和方法问题的商讨

中国近代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是通过反帝反封建(包括旧民主和新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还是保留清王朝，依靠办“洋务”和行“新政”来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文章对此提出质疑和剖析。     

“强”不强有关系大卫·布鲁尔访谈录

意义有限论一反意义决定论,坚持意义是无法被固定住的。对于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而言,科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概念的变迁、调整、重新定义、重新分类以及协商等,在科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一个概念应用的行为都隐然牵涉了抉择的元素,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并解释这些抉择点,这使得整个科学知识都成为社会学感兴趣的潜在领域。作为一种关于意义的思考方式、一种论证方式,有限论这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引出了诸多关于知识和意义本质的深切问题。而强纲领之“强”即在于,社会学家不仅能在理解理性的背离中,也能在理性本身的理解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些有洞察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成果使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窘境、所处情境的复杂面以及阴郁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应该鼓励科学史研究以及那些有事实根据并关注因果性解释的社会学研究。     

走向审美之境--史铁生心路历程追踪

青年史铁生因残疾而陷入精神绝境,经过艰难的精神跋涉,他走出了心灵的深渊,登上了精神的高地--审美之境.这是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灵跋涉之路,这一历程大体包括世俗、超脱、审美三个阶段.追踪这一历程对于人类探索生命意义,寻找心灵出路,建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丑:从边缘走向中心

丑在美学史上从遮蔽到解蔽,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由于西方20世纪社会与哲学发生深刻变化,丑升华为文艺的审美对象。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从先锋文学开始,丑得到张扬,这对打破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但在价值失范的当下语境中,过度渲染丑会影响我们对价值规范的重建。     

Go Strong or Go Home: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Bloor

Widely read in many areas, Professor David Bloor is arguably the pre-eminent authority in the field of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ince his influential book,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was published in 1976, the Strong Programme and its four tenets have become widely known. Professor Bloor was a member of the so-called Edinburgh School who proposed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could not, and should not, be exempted from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spired by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Professor Bloor and his colleague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finitism to further explain why all knowledge claims are constructed in a specific social frame, to which sociologists have a lot to contribute. Noting the special intellectual position of finitism, this interview started from this topic. We then moved on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rong Programme in the past 30 years. Professor Bloor also explained his recent work and the way STS beginners discover meaningful case studies. We ended this interview by asking his suggestions toward the burgeoning STS field in East Asia.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loor is a step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inburgh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