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研究——个体、群体、社会情境三域综合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依据社会认同及影响力的三域综合模式,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基于个体域、群体域、社会情境域的多水平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横向坐标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在社会群体协商互动中建构而成,实现群与己、群与群、差异性与共同性、物质性与精神性四组关系的确证;在纵向坐标上,可从由内到外的个体自主身份构建、由外到内国家力量的社会传导两条脉络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云南黑树林地区跨民族关系中民间知识精英的纽带作用

近年来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以“代理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得到学界广泛讨论。以往关于代理人的研究多从国家与地方的纵向视角进行讨论，这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横向连接也需要知识精英的事实。对云南黑树林地区段氏家族家史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在多民族聚居环境中知识精英的横向连接作用。在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互动并非如“族群中心论”所呈现的“民族马赛克”现象，而是将“多元一体”的追求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仪式及事件中，其中掌握跨民族文化的知识精英正是连接各民族的重要纽带，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民间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民族典籍英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行为,更是一项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可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持续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尤其在实践维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译的实践系统,提升民族典籍英译效果。围绕该实践系统,民族典籍英译可从翻译模式、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以我为主”“文化传真”和“深度翻译”的路径,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思维向度：叙事图示、理论反思和生成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群众的共同意识,鲜明地体现了日常思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共同体意识是基于“意会认知”日常思维运行的,有经验思维和礼俗性思维两种日常思维图示。自近代以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还原论思维依托科学合理性的统治地位,极大冲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多元一体”辩证思维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日常思维科学化为出发点,通过共同体思维的历史沉淀、日常共同体思维的非日常化和科学的共同体思维的常识化三个生成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意识再到集体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转变规律,以科学的日常思维铸牢各族群众固有的共同体认知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活动。在以往的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教育内容体系建构过程中客观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多强调差异性,忽视了共同性”“多强调民族性,忽视了国家性”“多强调个体性,忽视了交互性”,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基于上述问题,提出以“一条‘纲领主线’”“一个根本原则”“三个具体原则”为逻辑结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内容体系,实现教育内容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以更好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意识逐渐产生,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秦汉时期“一体二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多元”,进而发展为隋唐至辽金时期“天下一家”,最终演变为元与清的“多民族一体”。在此过程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同时北方民族也将民族共同体意识付诸实践,进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构建———评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能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和研究依托。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的重要成果,国家统编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编写使用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与路径。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探讨,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具体而言,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方面,要充分挖掘文献史料基础、广泛搜集补足实物史料、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导史料运用,从而充分统合史料整理与史料运用的多元性与一体性关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方面,要以优化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建设打造学科话语、以服务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连接政策话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形塑社会话语、以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引导国际话语,从而精准协调话语生产与话语实践的学术性与应用性关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则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核心概念、廓清现存误区、凝聚基本共识,从而有效处理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缺一不可、环环相扣。需要精准把握“三大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在有效处理好“三对关系”中,实现“三大体系”的科学融合。     

岷江上游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起于近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其萌芽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历史时期。从明清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些事件蕴含着延续性,将之串联起来考察,恰能梳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族群边缘区域由萌芽到生成的历程。清乾隆十年,三齐三十六寨“脱土归州”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留存在一些藏羌村寨的“辫子坟”,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破土而出;20世纪30年代,由土司蜕变为红军战士的安登榜之生命史,是数以千计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的典范,他们以实际行动助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嫩芽长成“树苗”;1951-1955年间,少数民族民众竭力支援成阿公路修筑,他们的经历将单个的村寨、人群自然而然地与宏大的国家、共同体融为了一体。至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岷江上游地区茁壮成长为“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