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

“社会资本”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入我国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社会资本”概念。但是我们发现我国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比较混乱,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影响我国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既然“社会资本”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那么详细了解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对于我国社会资本理论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学意蕴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概念。与以往不同,福柯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开辟了一个理解“市民社会”的新方向。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福柯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历史性追溯,考量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构成和主体成员,并勾勒出两种过渡：一是市民社会的支点的倾斜（从公正化市场到真言化市场）,二是市民社会中成员特征的转变（从经验主体到homoconomicus即经济人）。以此为基础,“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发展过程,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之新型场域”。以“治理术”为视角,福柯提供了审视“市民社会”概念的新维度,赋予其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命政治学意蕴。质言之,福柯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仍然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原则逐渐以生命政治的新形态呈现,属于资本逻辑在当代的自我更新和延续。福柯的分析为我们从生命政治学层面开创“市民社会”研究新向度,激活和重思既有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社会“标准化”刍论

生产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社会观念的变革。上个世纪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标准化”现象对我们今日的社会观念更新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将导致传统观念中对人本身的理想化、差别化认识走向统一化 ;它将会对人类活动 ,尤其是社会参与活动产生中性化的认识 ;同时整个社会也会逐步接受“容忍度”这一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概念。社会经此反思必将更好的合拍于生产力的进步。     

社会文化对大学生择业的影响

近来许多大学生在择业中出现了一种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的择业观。西方职业学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提出了以兴趣、能力和就业机会为核心的择业指导模型,然而这种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上的模型很难解释当今中国大学生的这种择业行为。为此,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并为国内择业指导提供了一些启示。     

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为五四前后(1918 ～ 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纷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常用词汇,但词义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在40年代后期又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论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社会发展动力观

社会发展动力是历史观中“陈旧”而绕不开的问题.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明确探讨过此,但相关理论中又不乏其见解.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社会发展动力论,出发点是“人”及其本性;理论基石是实践一元论;理论入口是“理论批判”;理论核心是“本能”、“欲望”与需要;理论路径是心理、意识、文化的革命.     

东方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化到“跨越论”设想

东方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出发,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东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中,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实现“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和俄国社会农村公社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跨越论”设想,为处于资本主义殖民化的东方社会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化是“跨越论”的基础,“跨越论”又是东方社会资本主义殖民化后的发展方向。     

西方社会法学的法观念探析

社会法学派是借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所形成的一个法学流派,其法律观主要体现在法即社会秩序、法扎根和服务于社会、重实效而轻名分及重经验而轻逻辑等观念上。在西方法学的发展中社会法学特殊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法观念,即活的法观念,这一观念打开了我们对法认识的新领域,因而对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苏联解体新探

冷战之争,是国家权力之争,是制度优越性之争,更是社会先进性之争。苏联在冷战中的结局并非是苏联在军事上为西方所败的结果。苏联民众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之后基于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了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内在演变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的巨大反差是冷战之于苏联解体的最好注脚。苏联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健全的、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惨痛教训。更是我们思索冷战的终结为什么会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相联系——这一时代命题的出发点所在。     

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十“重”十“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中的误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在新形势下促进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于没有能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意图,由于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以及执政能力不适应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祟,不少地方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些情况可以归纳为十"重"十"轻"十个问题。     

十"重"十"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建设中的误区分析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在新形势下促进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各地正按照中央决策,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地方甚至陷入误区.具体表现为十"重"十"轻":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重属地管理轻上级责任.     

论日本“轻小说”的发展及社会影响

“轻小说”是用英语的light（轻）和novel（小说）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的日式英语,现在英语圈中也以这个词来指代这一源自日本的特殊文学体裁,也称为“轻文学”,其内容包含恋爱、科幻、时尚、推理、恐怖等主题。近年来,随着轻小说与动画、漫画以及游戏创作的密切互动,不仅开创了“ACGN”有机交融、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内涵和表现形态。     

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探微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