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全球清真寺发展路径选择

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半岛逐渐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区域宗教跃升为世界宗教的辉煌历程,并以"随寺传播"的基本形式派生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中国清真寺文化是伊儒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全球清真寺发展极具参考价值,但也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试论兴建清真寺的动因与模式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清真寺对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清真寺的沿革、兴建清真寺的动因及模式以及修建清真寺的过程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清真寺的研究添砖加瓦,推动清真寺研究走上新的台阶。     

西北城市清真寺经济结构浅析——以兰州市清真寺为例

以往的宗教研究包括伊斯兰教研究多侧重于历史、哲学、文化等领域,对宗教经济关注较少.在新形势下宗教研究尤其是伊斯兰教研究要拓展领域,故清真寺经济研究就提上了日程.清真寺寺院经济是清真寺正常维护和开展各项教务工作及发挥各项社会文化功能的重要物质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清真寺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收入与支出结构逐步趋向多元化和合理化,不仅对清真寺依法管理和民主理财有着深刻影响,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亦大有裨益.     

从元明回回的礼俗之变看汉文伊斯兰教著译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从保留至今的回族家谱、墓志、清真寺碑文、正史、地方志及教内外学者有关伊斯兰教的研究资料看,元明时期回回社会内部的文化变迁及礼俗之变,是明代中后期汉文伊斯兰教著译即"汉克塔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明清时期穆斯林精英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义、教法以及伊斯兰哲学思想和苏非思想,旨在构建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促进伊斯兰教与儒学在哲学层面上更好地相互理解。应当说,"汉克塔布"既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产物,又是中国穆斯林应对本土社会文化挑战的思想回应和文化创新。     

从中国清真寺传统建筑看伊斯兰的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清真寺建筑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固态表现,更是中国伊斯兰美学思想的动态反映。本文从建筑功能、布局、装饰等方面出发,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对中国伊斯兰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论我国清真寺管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清真寺是我国回族等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与分布的象征,同时还承载着伊斯兰文化传承与文物保护的主要功能。随着历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内部组织制度的干预,清真寺的管理制度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从唐代"蕃坊"制到元代"哈的司"再向"教坊制"的转变过程中,清真寺管理也经历了三掌教制——掌教世袭制—阿洪聘任制—董事会制—民主管理制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伊斯兰教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历史轨迹。     

西昌清真寺的新编楹联

近读《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所载《回族清真寺汉文匾额楹联选辑》一文后,感触良深。的确,伊斯兰文化中的这一枝奇葩,以“儒家文化的思想和概念对外对内阐扬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信仰”,曾起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就是我们这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过去,各清真寺亦是匾额高悬,楹联满布。只要稍识汉文的人,一跨进清真寺,当欣赏其书法艺术的同时,     

当前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探析

本文认为伊斯兰教具有通过改革不断适应各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特质,中国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结果;在现阶段,发挥中国伊斯兰教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依法加强对伊斯兰事务的管理,加强伊斯兰教研究,是引导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途径;只有建立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保障和充分发挥中国伊斯兰教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清真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一、中国清真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清真寺与伊斯兰教可以说是影与形的关系,用形影不离来说明这一关系可谓再恰当不过了。这种关系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就是有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就有对清真寺的研究,反之亦然。可见清真寺的研究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对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研究,只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到了明清才有所好转。汉文译著的出现,掀起了伊斯兰教研究的高潮。但对于清真寺的研究,还没发现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开始大规模、真正意义上的清真寺研究,是在民国时期,这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清真寺的调查上。当时,北平《月华》报社发起调查全国     

正教与正学--从《正教真诠》看王岱舆的教道观

王岱舆所谓"正教",即伊斯兰教.所谓"正学",就是以伊斯兰教经训为内容和对象的学问.也就是说,有关伊斯兰教的宗教知识就是所谓"正学".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从伊斯兰教立场出发,以弘扬伊斯兰教义为宗旨,在探讨"正教"与"正学"时,有时涉及对于儒释道各家思想学说的批评和议论,为我们提供了伊斯兰教关于该问题的一种学术思考.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