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演进、特征和因为作了分析.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公共服务实行财政供给和农村集体组织供给并存、以农村集体组织供给为主的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农村公共服务责任主体出现很大程度缺位,公共服务供给走向商品化、市场化;未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根据公共财政"一视同仁"的基本要求和"帕累托改进"原则,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明晰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事权和财权;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加强省(市)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转移;完善农村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分担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立法工作,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制化轨道.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创新策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县乡财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差距过大、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调等问题,造成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的影响。因此,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合理的需求表达机制以及多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大大低于城市,而我国的客观情况是农村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低下,这不仅使我国三农问题更加尖锐,也带来诸多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中央政府承担供给责任不足、县乡财政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制度创新——基于对安徽省安庆市的调查

安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调查及分析表明,安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基础设施供给质量较低、农村义务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以及科技推广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应通过改革财政支农支出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税费改革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农村税费改革也必须以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纳税公平、征税公正、用税公开"的税收理念为指导思想向前推进。本文从公共财政角度审视了目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分析了其中所存在的与公共财政税收理念相悖的两个主要问题:农民税收负担与其享受的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的不对等;税费关系不协调、税费关系不清。提出了公共财政框架下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制;将农村公共产品纳入财政的供给范围,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理顺税费关系,建立基层政府收入的新机制;加快县乡公共财政建设,稳步推进配套改革。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被纳入公共财政体制,由过去农民承担的制度外供给变为制度内供给,全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逐步增加。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导致了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的萎缩,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突出。第二,自上而下的农村供给决策机制尚未改变,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多层级政府决策程序链过长与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多层政府自身的负担与农村农民农业需要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矛盾没有解决。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状况、供给状况分析为基础,针对农村供需之间的具体矛盾,结合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及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途径的探索

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它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城市偏向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基础的公共产品供给处于困境之中.当前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分强调政府财政供给,难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分类论证了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应该多元化,提出构建政府供给、农牧民适当缴赍以及民间主体市场供给的多元供给格局.     

论新农村建设视阈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在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供给短缺、结构失衡、农民负担过重、供给主体单一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加大财政支付力度,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供给机制;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顺序;明确权限职责,减轻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成本负担;鼓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的对策措施。     

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产品供给现状及对策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产品供给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文化资源匮乏,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意愿失实、过剩与不足并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结构失调,使用效率低下,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贫乏,难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借鉴国内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成功经验,体现统筹性;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要与财政收入脱钩,体现均衡性;改革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决策制度,体现科学性;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和"第三种力量供给",体现共建性;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体现透明性;实施重大农村公共文化工程,体现基础性.     

影响公共物品财政供给的主要因素分析

公共财政如何保证政府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教科文卫公共财政投入为例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政府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公共物品财政供给的内容和方向;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影响着公共物品财政投入的能力;政府的公共政策影响着政府公共物品财政供给的调整;人大的民主监督影响着公共物品财政供给的保障程度。     

论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政府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 ,也减少了乡镇政府的收入 ,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因此 ,必须进行乡镇政府改革 ,削减乡镇财政支出。乡镇政府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在镇设立一级政府 ,而在乡设立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作为配套改革 ,应提高现行建制镇标准。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税收制度变革--以四川为例

通过分析四川税费改革后代表性财政税收制度变革模式,指出由于税费改革本身具有较强刚性,致使乡镇财政更趋紧张,但客观上激活了县乡财政体制的创新,进而催生了公共财政萌芽和发展趋势。为了进一步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应该将城乡财政税收制度的统一作为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后的后续改革,加速推进这一后续改革将对乡镇政府形成更为制度化的、刚性更强的财政约束。     

西部地区乡镇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分析

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话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该文从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职能的角度对其公共品供给能力进行了理论与个案分析,认为乡镇政府已无力承担繁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职能,而应退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序列,改为执行主体。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乡财县管”改革的公共治理效应与完善对策

"乡财县管"在规范我国乡镇财政收支的同时,也改变了县乡政府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从而表现出了丰富的公共治理效应。我国需要适时把财政体制的改革切换到我国行政体制的完善,改进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策略和管理方式,推动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良性转型和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以改革思维重塑县乡关系,促进县乡经济发展

我国传统的“行政领导和附属”型县乡关系 ,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 ,必须建立新型的“服务和指导”型县乡关系。重塑县乡关系 ,应做好几方面工作 :搞好县级行政机构改革 ;实行乡镇自治 ;做好乡镇自治后的各项管理工作 ;把乡镇发展纳入小城镇建设规划。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河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通过对河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