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史概要(三)

第四章 渤海国的社会经济 渤海社会的封建化,为社会经济繁荣开辟了道路,唐朝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加速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渤海的面貌。白山黑水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 史书记载: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鼓,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驼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物产丰富,主要经济有农业、畜牧渔猎业和手工业等。 渤海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其次是手工业。随着工农经济的发展,商业、交通、城市     

云南木棉考

云南在汉代已能纺织木棉布(即橦华布),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但是,木棉布是用什么原料织成的,换言之,云南木棉究竟是何种植物?却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古代华人关于棉花棉布之知识》一文中说:“以 bombax tree (按即木棉,俗称攀枝花)之果毛织成者,称为桐华布,换言之,即橦华布;以 gossypium plant     

释“之”

“之”是个多义词,但究竟有几个意义,几种用法,各家说法却不一致。刘淇的《助字辨略》提出十二种,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列出二十九种,杨树达的《词诠》举出十二种,吕叔湘的《文言虚字》指出七种。对于文句中“之”的解释,各家也有不同,甚至同一研究者对同一情况下的“之”,也会作出前后矛盾的解释。例如“华则荣矣,实之不知”中的“之”,有的说是连词,相当于“则”(见《经传释词》),有的说是句中助词,“宾语倒置于外动词之前时用之”(见《词诠》)。又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有的释“之”为“到”(见王力《古代汉语》),有的释为“是,这样”(见《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试谈“渤海多人葬”

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中外史学界研究渤海史的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殉葬”;有的认为是“实行二次葬的,很象是无姓而隶属王族古姓的部曲和奴婢”(1);也有的认为是“家族葬”。但在国内尚未发表过以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的专题论文,探讨渤海多人葬制。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谈一谈我的粗浅看法。一、渤海多人墓葬的分情况渤海墓葬的理葬习俗较复杂。有单人葬、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火葬。单人葬中绝大部分为一次葬,仰身直肢,有少量的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两人合葬,一般是男女合葬。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与“黑格尔主义的遗迹”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与“黑格尔主义的遗迹”的关系,是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恩格斯“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对列宁这句话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也产生歧义。如有的从这里进一步推论出:否定之否定就是“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的思想残余”,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公式”;有的说否定之否定     

“之”的介词说质疑

古汉语中间于定语和中心词的“之”,在词类的归属问题上,语法界长期存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从具休的语言实际出发,“之”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都很不同于一般的介词,它们之间小同大异,把“之”归入介词是勉强的。“之”是结构助词,它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的“。而不是介词。     

“丕（不）显”之“丕（不）”助词无义考

本文就《词诠》、《辞源》等书对“丕 (不 )显”之“丕 (不 )”的解释提出商榷。认为在甲骨文、金文时期“不”“丕”同形 ,“丕 (不 )显”至少在西周时就已是常用的通语 ,其中的“丕 (不 )”不是无义的助词 ,而有实在的“大”义。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渤海蹴鞠、击毬浅议

关于渤海的“蹴鞠、击毯”问题,是当前史学界正在探讨的新的课题之一。有的认为“渤海建国后,蹴鞠在民间广为流行之”;有的认为“用于蹴鞠、击毬的用具和鞠(球)还没有发现,可能不存在蹴鞠、击毬运动。本文根据中外有关渤海文献记载,作初步探讨.     

“施人”与“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老夫子说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如果这句话反过来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可以吗？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哲学问题。其实,孔子也说过另外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都见于《论语》,可见孔子的主张似乎是反过来说也可以的。但是,且慢!为什么孔子说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不是更简明一些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呢？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

公元一一三○年九月,南宋川陕主帅张浚集中陕西五路数十万宋兵,在陕西富平同金兵进行决战,史称“富平之战”。这场会战以宋兵惨败告终,并导致了陕西五路的全部失陷。由于川陕战场在宋金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富平之战”对整个宋金战争的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张浚组织这个战役的得失,八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它使南宋永无收复中原之期,“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高宗)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富平之战”是张浚一大罪责。有的则说,富平一战“关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是张浚在抗金斗争中的一大功劳。今天,多数论者对之仍持肯定意     

“白马非马”解诂

对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学界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有的学者认为,“非”字只能作“不是”解,“白马非马”的意思只能是“白马不是马”,因此断言公小龙的这一命题,是通过论述“白马”与“马”在概念上的差异,来否认“马”和“白马”的类种包含关系,否认白马是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非”通“异”或“(韭巳)”,可以作“异于”讲,“白马非马”的意思是“白马异于马”,从而肯定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一个逻辑学命题。比较两说,我以为后一说较为可信,但对“非”字的训释,由于取证不当,尚难服人。古音“非”在微部,“异”在职部,“(韭巳)”从已声,“已”在之部,因此“非”和“异”或“(韭巳)”都不得相通。本文打算从文字学和训诂学角度,讨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 ,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 ,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 ,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 ,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小秀野草堂”与陈衍“学人之诗”说之形成

本是以“诗可以群”作为理论出发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即宣南独特的人地理环境对于人创作及主张所产生的影响入手，选取“小秀野草堂”与陈衍“学人之诗”说形成的关系作为个案，以期提供一种以往学史所不曾有的特殊视角，来探讨相关的学史问题，旨在对传统学史研究方法有所突破。     

古代中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胞波情谊深厚。 公元前122年的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国,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这种布也称为“白叠”。《史记·正义》说:“白叠,木棉所织”。《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永昌郡(驻今云南保山市。辖境包括今德宏州在内)有“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再往后到晋朝时期,郭义恭《广志》说:“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花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从西汉时期张骞在大夏(阿富汗)见到的蜀布(白叠)到晋朝时期汉族了解到来自永昌郡(驻今保山市)的“桐华布”,都是棉织品。从公元前二世纪末的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四世纪的晋朝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便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蜀布”(白     

旅欧“趣事”：“买嘢”和“睇嘢”

往外地旅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两派：“买嘢派”和“睇嘢派”。当然这样的“二分法”，并不是说“买嘢”的就不“睇嘢”，“睇嘢”的就不“买嘢”，而是以哪一方面为主的意思。有的人是宁愿逛百货商场而放弃游览名胜风景的。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他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