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爱的承认之维——以霍耐特承认理论为视角

爱是一种承认关系,它是交往主体情感需要在他者中的自我实现。伦理实体中爱的互惠性使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得作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的基本自信。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性等价物,蔑视总是同爱相连。蔑视是对承认关系的破坏,是对个人完整性的否定和实践自我关系的损害。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任何对社会爱的秩序的破坏行为,都会受到具有自我同一性要求的主体有力的回击。     

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

列奥·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一书中与科耶夫有一涉及政治哲学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论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一论辩,尤其是其中有关“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的讨论,而反省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关联。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政策剖析

本文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 ,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不承认”政策的具体原因 ,认为这一政策是内外部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是其形成的基本原因 ,外部环境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对其作了评价     

道德信仰的认同逻辑:思维、承认与表达

道德信仰蕴含“自我与他者的对称性”的理论品质和实践智慧,要求我们以不偏不倚的观点去进行道德思维,从可普遍化视角中去理解和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道德信仰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承认关系,道德行动表面上关系到促进他人的利益,但在实际上也有利于促进行动者自身的幸福,人们情愿“道德的生活”正是“为了承认而斗争”。道德信仰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有赖于道德语言能否被人们熟练巧妙地运用,也需要对道德思维的认知方式与认同模式进行理性反思。     

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

英国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通过策划西姆拉会议,炮制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种子。冷战爆发后,英国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印关系恶化并发展为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对印度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多有保留,同时与中国维持较为稳定、平和的关系,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后把握、拿捏得较有分寸,充分显示出这个老牌帝国在实力衰落过程中处理复杂、敏感外交和国际问题的圆滑和老到。     

理解和承认

下面的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承认”这一概念在人与人的理解关系上的意义。为此文章首先讨论了承认在此是否比认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承认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有伦理规范意义 ,要求把他人或他者作为与自己等同的来对待。文章把承认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关系联系起来 ,讨论了承认作为一种规范在这里具有的含义与作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开端 ,作者特别提到了维海尔拇·封·洪堡有关的语言理论和他对中国汉语的看法。     

论试验买卖中买方之承认

试验买卖是一种重要的买卖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包括美国统一商法典、德国民法典等在内的许多法律都对其做出了规定。在试验买卖中 ,卖方的承认至关重要 ,它决定了买卖之成立与否。试验买卖中买方承认的性质、期间、形式、效力都有一套具体的规则。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与转变:基于承认的视角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形成了“农民-工人”相分离的主导的身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农民与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奇异结合,“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建构是错误承认的结果,因而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需要合理的承认来实现.     

文化承认:一种本体论的考察

主体间文化承认呈现了人的本体论层面的生活图景,其实质在于不同文化或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多元平等共在。文化承认有利于增强主体对于其所在共同体的文化归属感。多元社会中文化承认的可能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于公共领域建设的自觉参与。这体现了个体道德自主的积极自由形式。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简论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

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既是毛泽东一生中思考的重要问题,又曾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学习、研究毛泽东的中国资产阶级观,对我们今天妥善处理各阶层的利益,建立和谐社会,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国情·道路·现代化

国情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决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制约着现代化建设的走向。 8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 ,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正在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从结束封建专制到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包括逻辑学、分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科学哲学在建国前都不同程度地被传入中国。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当时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变革功能。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使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到中西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建国前多数学者缺乏自然科学功底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障碍。科学哲学在中国要想取得深入的发展,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认可与规制:试论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取向--兼对几点疑虑的回应

一人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和公司法制完善的必然产物,国外的立法和公司实践业已证明了一人公司的客观存在性。我国现有的一人公司立法存在诸多缺陷,而且给执法和司法实践造成许多问题.立法应当面向生活实际,跨越抽象争议,明确认可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并对一人公司的设立和运行给予相应规制,既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又维护公司法上的利益均衡,特别是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新中国60年劳伦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自80年代起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创作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作品中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作品翻译良莠不齐,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机制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要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虽然双方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不尽相同,但都避免严重对抗,期待大国之间以互利合作为主的基本战略意图是相同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基本理念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一种大国关系。     

大学生异性交往与性别角色认知

大学生异性交往对于大学生自我认同、自我同一感建立,健全人格的完善具有特殊的推动作用,而当今大学生在异性交往中存在一些困扰问题。本文结合干预团体实务,从性别角色认知的角度解析大学生异性交往所产生的困惑,认为性别角色认知对大学生异性交往产生着重要影响。     

当代陕西青年价值观与社会认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青年的价值观支配着青年人的理想、态度、信念和行为,青年的价值观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本文通过对陕西青年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研究了当代陕西青年的价值观与社会认知的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进而提出了引导和改善陕西青年价值观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