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中古文学 (汉—唐 )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8月 18日至 2 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当前中古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并进行了讨论与评议。内容涉及中古文学史研究 ,中古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文献文本、考证及辨伪研究等方面。会议为今后中古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汉赋新论

汉赋垄断两汉文坛,表现大汉帝国风貌,讽谰帝王奢华。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陈的笔法,把我国中古文学推向了崭新阶段。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鲁迅"文学的自觉"说辨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精湛研究,开创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容置疑的.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建安"文学的自觉"说,很有可能借鉴了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观点.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讲演中提到的一些关于魏晋文学的见解,并未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对于其中的几处疑点,值得我们再商榷.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     

政治视野中的汉魏文学

文章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了汉魏文学 ,辨析了汉魏时代儒家诗教、文的自觉等理论问题 ,勾勒了汉魏文学与政治的流变态势和主要特征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新中国27年的文学运动:走向极端政治化的文学规范及其崩溃

新中国 2 7年的文学运动是在不断强化文学的政治意识功能 ,弱化甚至排斥它的审美本性的过程中运行的。虽然在 50年代中期崛起的探索性文艺潮流试图对现实主义原则加以重新探讨 ,但很快便在反右斗争的浪潮中消失了。 60年代初期的文艺调整再次试图激活文艺的生机 ,但在法西斯专制主义文艺思潮的围剿下 ,不仅使文学置于荒漠的境地 ,而且使这种规范自身走向了崩溃     

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纠缠——从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看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侧面

现代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矛盾纠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文化身份在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张扬和世界意识的开放两个层面上都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吸引力。20世纪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悖论以及选择和误解,集中体现了作为弱势民族文化体现的中国文学在其现代进程中的文化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对泰戈尔的接受,既体现了中印相似的现代性经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中所累积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压力的某种释放。     

中国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简论

先秦时期,中国写海之作已陆续问世,海洋文学初露端倪。两汉魏晋南北朝,独立而完整的海洋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艺术表现力迅速提高。唐宋时期,中国海洋文学已初现繁荣景象,全面反映中国日益发展的海洋活动,题材丰富,诗词的海洋艺术表现已十分完美,创造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海洋审美意象。元明清时期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多,渐趋民间化,作品数量急增,海洋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受中国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影响,中国现代海洋文学在继承古代海洋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崭新面貌。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汉代,中国文学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观念的自觉,社会主流意识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其二,是文体的自觉,作为艺文,为了赋予其审美功能,经典的创作使文学作品按类别具有了稳定的体裁格式上的要求;其三,是创作审美追求的自觉。由于社会有文学消费的需要,供需方都将焦点集中到文本审美这个供需点上,创作主体对文学审美特征有明确的认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极力加以表现;其四,有一支专业的创作队伍;其五,产生了一批能表现时代精神并得以影响后世的经典性的作品;其六,学界有了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并自发开展了文学批评活动;其七,主流社会对作家和作品有普遍的认同和尊重。     

山水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形成与凸现

山水,在中国古代有着宗教和哲学的意义。山水意识,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重要的显现。宗教和哲学的山水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本文从宗教和哲学的山水意识出发,深入挖掘了山水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中形成和凸现的现象及原因。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谈古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教学定位

忽视古希伯来文学对西方文学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倾向性问题。高等学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增加"古希伯来文学与早期基督教文学"一章。只有补上这条线,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西方文学内在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将由此而出现新的局面。     

20世纪末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只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递嬗,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