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论阳明心学对晚明越地文人性灵思想的影响

阳明心学推崇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强调处于本体地位的“本心”和“良知”,其中包含了“狂者胸次”“自然人性”等性灵思想的萌芽,经由以王畿为代表的龙溪学派和王艮、罗近溪、李贽等泰州学派的演绎,阳明心学中蕴含的个性解放思想得以张扬,进而对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渭提出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的作文主张、王思任强调“言己”本色、张岱推崇的“冰雪之气”,无不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直接或间接的熏陶。不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阳明心学中崇“理”的一面,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     

论阳明心学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影响

由＂知行合一＂和＂良知＂学说构成的阳明心学,影响了中国近代一大批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陈独秀早年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阳明心学大家的影响,在汲取西方文化有益素材的基础上,将心学思想加以批判和选择性地应用,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明代以降,关学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说,明代关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继承了张载勇于创造、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关学为精神指引和责任担当,积极传承张载关学学脉;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融合周程张朱于一体,思想上时有新见,开创关中学术新局面;三是晚明关学出现心学化的倾向,但就思想特质而言,此时关中学者仍不失关学原有的精神传统和学术立场。因此,关学在明代的新发展,既不可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关中理学",更不能否定其在整个关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儒学熊氏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探赜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对其三位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影响甚深,这体现在脾气秉性、学问兴趣、思想路线等方面。熊氏学派是心学思想的接续者,他们对阳明心学均有研究,受其影响。在熊氏学派中,熊、唐、牟都意在重建道德形上学,而徐氏的立场则是消解形上学,让哲学与文化回归现实生活实际。这预示着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分化与不断发展。     

明初的重礼、崇儒及程朱理学的国家化

明代初年,基于重建秩序、消解蒙元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赢得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朱元璋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积极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化,竭力推行以礼治国的基本国策,恢复儒家礼乐等级制度,保证政治秩序的有序化;坚决消除蒙元文化旧俗,采用"用夏变夷"的政策,禁胡俗,倡汉制,重新确立了汉族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重儒右文"政策,重视并推广经学、儒学,将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官方学说。在朱元璋及其继任者朱棣的努力下,最终促使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核心。     

陆王心学对晚明文学的影响

陆王心学在明中后期得到发扬光大。本文阐述了陆王心学是奠定晚明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而陆王心学在这一时期确立为文化宗主地位又是与晚明文学繁荣不可分割的。文章特别论述了汤显祖的“情格理”是受陆王哲学的影响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王阳明心学思想中非理性之维对德育的理念启示

在传统德育乃至现代的形式化德育当中,程朱理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侧重点在于理性至上,强调理性对于个体单向的塑造,从而导致理性愈来愈成为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而王阳明心学在不忽视理性的前提下,给予了非理性因素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落实到德育领域,非理性之维更是实现道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谈陆王心学对明代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陆王心学对明中后期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如果以为这种影响仅局限于李赞与公安派则是极狭隘的。这种影响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使明中后期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出现了明显的异端色彩和世俗化倾向;二是影响及于文学理论,其中又包括文学观念、创作倾向、文风转变等许多方面。     

晚明“心式”小品——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

张岱作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冰雪之气"、"空灵"等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实践都深受王阳明、王畿、罗汝芳、李贽等心学思想家的影响。心学思想在张岱小品文的主题、内容、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因而,张岱的小品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心式"小品。     

简论佛学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简析了佛学对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物学、中医养生思想与中外医学交流以及佛教戒律对中医医德规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