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支持——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至31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应是传承人保护。现实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环境艰难且正面临断层的危机。现行传承人制度存在着认定机制不完备、扶持力度不够、资格取消不当等问题。将于201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传承人的第29、30、31条之规定也未能改变上述问题,在修订立法时应做到：合理确定传承人的数量和认定标准、完善认定程序、加大对传承人扶持力度并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的过程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意义重大。我国已经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各地方关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的规定都与该办法的内容基本一致,福建省的相关规定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代表性传承人的申请程序、管理原则以及权利义务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的思考——以莆田市妈祖信俗传承人传承实践为例

福建省莆田市是妈祖信俗的发源地。为加强对妈祖信俗的保护,莆田市陆续认定了近百名妈祖信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主要依据为是否通晓某一种妈祖信俗文化形态,或是否为熟练掌握妈祖信俗某一技艺的传承者。代表性传承人大多依托妈祖宫庙的平台,通过自我学习、开展活动、培育新人等方式进行妈祖信俗的传承实践,他们在奠定妈祖信俗保护基础、挖掘妈祖信俗丰富内涵、拓宽妈祖信俗传播深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莆田市认定的虽是妈祖信俗个体代表性传承人,但他们的传承实践主要以团体或群体的方式进行。因此,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的认定和管理成为值得思考和亟需推进的议题：一方面要加快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非遗传承人保护路径探索——基于回族女性传承人的讨论

政府以命名"代表性传承人"的形式动员民间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但国家级和省(区)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分布及性别比例等表明,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女性传承人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探索符合女性传承人传承行为特征的保护措施、基于女性传承人自身的发展寻求非遗的保护路径,成为当前传承人保护政策及工作实践需充分考量的,也是非遗传承人保护模式走向多元和深入的迫切要求。以回族女性非遗传承人为中心,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女性传承人参与传承实践的有利及影响因素,并尝试从突出"性别平等"的保护理念、强化"文化主体"的身份及"赋权"给女性的角度探索传承人保护的具体路径。     

西南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特点与问题分析

国家级"非遗"名录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西南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名录明显存在着民族、地区、类别分布上的不平衡性,代表性传承人在总数上严重不足、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不协调、类别分布不均衡等特点。国家级"非遗"名录依然存在表述笼统和不规范、申报地区与项目流行地区不一致、项目分类不明确、传承人数量偏少难以满足遗产保护的实际需要、传承人名录体系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人为阶层化等问题。     

我国“非遗”认定及传承人保护之问题与对策

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保护体系中最重要的两项保护举措。近年来,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方面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诸如评审主体错位、评审方法不严谨、不重视传承人的保护等问题。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非遗传承人的主体性需求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恩施灯戏的田野调查

传承人主体性的发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键。在恩施灯戏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实践中,传承人产生了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与心理需求。传承人在主动实现自身需求的过程中,遭遇了话语权弱、晋升困难、人际关系制约、演出资源短缺四重困境。文章认为,应从提升传承人话语权、完善传承人认定机制、协调传承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建立考核机制四个方面为传承人发挥主体性提供实现路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归到社区和文化持有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论非遗传承中边缘群体的定位及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完善

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了政府文化工作视野,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制度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成为目前国内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体系。这一保护体系的建设为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并有着突出的成效。但在此基础上,该制度体系外即没有进入该体系的民间文化及文化享有者、文化生产者却处于较为尴尬的处境,甚至与该制度体系形成了消极对立情绪。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非遗保护中“边缘群体”的概念与定位,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针对群体性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类型划分、多类别非遗保护条例建设等问题讨论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补充与完善。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