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晚期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欧洲中世纪晚期,逻辑与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逻辑则是哲学的仆人。唯实论者托马斯主张理性服从信仰,这体现了其神学的本性,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给理性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唯名论者奥康认为,理性和信仰可以发生矛盾,这无疑向某些宗教教义提出了挑战,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正质疑。由于重视了逻辑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理性的真理性,这就必然从内部动摇、瓦解经院哲学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重农学派理论中的18世纪法国大农场制——理论与历史的考察

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第一次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农业发展理论,大农场制理论是他们的核心观点之一.近来国内学界重点关注重农学派重视农业的原则,以期借鉴于中国的当代农业建设.但是这一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考察18世纪法国的大农场制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法国重农学派的农业发展思想和大农场制的意义,也有利于进一步思索同样是小农占优势的法国农村是如何共存大农场制的.     

14至18世纪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西非社会演进与当地伊斯兰化进程间的关系

14至18世纪西非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国家和社会重新整合的历史过程。在行政机构、经济运作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中央集权化趋势成为国家政治发展方面的主流,经济、贸易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与此相对应,伊斯兰教和当地传统宗教文化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伊斯兰教的发展对西非日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更加深远。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注重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教团组织开始普及,并在随后与苏菲主义合流,形成了苏菲主义教团,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当地伊斯兰文化得到了整理和发展,教士们提出了针对社会问题的改革主张,并在上几内亚地区付诸行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未来的西非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现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变迁

社会基层组织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群众自己成立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它是政府联系其层群众的纽带、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点,也是国家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现代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国民时期的保甲制度;建国后的居委会、村、生产大队;文革中的文革小组、“向阳院”;改革后恢复的居委会、村委会及九十年代斯出现的社区委员会等.而这五个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并都在每个时期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量化分析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以清代发生在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为分析样本,尝试对聚众案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类型变化等方面作量化分析,以便进一步思考清代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及官府的控制策略.     

解读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一项以安徽为典型的研究

一、课题的由来 :研究 1 9世纪中国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9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 ,中华民族的发展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这种大变局 ,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道路 ,而且展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方向。而在今天 ,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样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 ,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展现出多种可能性的方向 ,随着经济转轨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 ,揭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因此 ,对于 1 9世纪中国社会历…     

21世纪的民俗学开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

选定21世纪初这个重要时期,选定了传统人文学科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互结缘的契合点,展开对两者关系的解读,从而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从理论到实践,简要地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定义、分类,直到对它的调查研究和实施保护,都是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有政治目标的、有政策策略明确指导的工作,与民俗学的本格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是民俗文化并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能取代民俗文化。     

高扬发展旗帜 建设百年油田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均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保证发展,发展促进和谐.我们大庆油田公司提出创建百年油田的发展目标,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区域经济繁荣的需要,更是推动中国石油整体发展、保证国家石油战略安全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市扩张与城市英雄主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审美重构

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扩展产生了城市现实的物化以及人格的异化,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虽能动摇城市的政治-经济宏大结构,却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城市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革命,安顿人的精神.与之相比,发生在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城市英雄主义,则为城市个体在物化现实中重构现实、安顿自我开辟了一条审美重构之路.城市英雄主义是19世纪拿破仑精神的革命遗留,科学主义、凡俗世界与历史真实,是其对抗物化现实的三个维度.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的过渡 ,就身体问题而言 ,存在着由机械的身体到身心统一的灵化身体再到物质性欲望身体的演化 ;就语言而言 ,存在着由透明的理想语言向半透明的生活语言再向完全不透明的自足语言的变迁 ;而就他者而言 ,存在的是从否定他性到相对他性再到绝对他性的过渡。这些或者渐进或者突变的趋势在扩大“主体”外延和广度的同时 ,逐步掏空了近代“主体”的内涵和深度 ,导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最终解体     

创造社与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

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期间,普遍对19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艺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上,他们都受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唯美主义为核心的文艺思潮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观。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