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团的整体特征－－从与戊戌学会之比较谈起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社团林立，异彩纷呈。种历史景观决不是偶发的现象，而是中国人积郁已久的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迸发的结果，也是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动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这种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戊戌学会高潮之后的又一次社团活动的高峰。然而，由于时代和思想文化氛围的不同，使五四社团在其思想宗旨、成员成分、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显示出与戊戌学会之不同，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貌和特征。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戊戌维新派认识、抉择西方文化的几个特点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是 19世纪 90年代先进中国人寻求富强之路的一次尝试 ,代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同时 ,它又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出现的 ,带有明确的现实性。戊戌维新派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成果 ,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较为广泛、深入 ;并且由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所限 ,又具有复杂的矛盾性     

戊戌研究的角落

本文对戊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晚清政治格局中大太后和小皇帝的架构，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最关键的问题；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操作者一身二任的角色冲突，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阻碍；维新派对洋务派的策略有误，未能妥协利用；戊戌年间百姓的排外意向，为变法造成恶劣的环境；士大夫阶层心态不正常，存在找捷径、求速成、急功近利的情绪     

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

说起中国人近代的大同理想,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为和《大同书》,这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注。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并且对大同社会提出了种种畅想。两人的大同思想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一起推出了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比较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同点,有助于领略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大同思想的共同特征,进而深入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主旨诉求和历史局限。     

中西妇女参加政权实现路径比较与启示

中西妇女参政权的实现路径之比较分析1.中国妇女参政权实现主体路径——自上而下的全面赋权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崛起源于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19世纪末,戊戌维新派开始关注妇女解放问题,主张女性接受教育,了解天下大事,提出"戒女足"、"兴女学"等,为近代中国妇女冲破封建牢笼打开了缺口。一些维新知识女性首先发出了"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的呐喊,并联名上书,直陈政见。她们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妇女参政意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主义思潮初论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近代思想家最初用功利的态度理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但却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精髓是思想家对于平等、民权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为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近代民主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受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近代思想家对于民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识。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刻渊源的,中国近代史学也一样。所谓中国近代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既是近代东西方社会大冲突的产物,又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论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

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下伴随着爱国主义思潮兴起,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高潮与衰落的过程.尽管其存在着种种局限性,但仍有其时代的特点,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试论戊戌维新派的社会公平观

戊戌维新派的社会公平观是在晚清社会巨变、原有秩序失衡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背景下产生的。戊戌维新派认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主要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实现人人权利平等,二是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他们的这一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其在一定程度上仅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试论戊戌时期清政府报业政策的重大变化

戊戌时期清政府开放言禁 ,允许民间自由办报 ,然而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 ,这一政策也告夭折 ,清政府开始大肆查禁维新派报刊 ,这一起一落的反复 ,标志着清政府报业政策的重大变化     

戊戌前后的兴学运动及其历史功绩

十九世纪末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发动的第一场斗争。如果说,政治制度的变革,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中心,那么,教育改革的发动,则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先行。政治变革一百零三天就夭折了,但办学运动却没有因政变而中止,相反,在变法失败之后仍然方兴未艾。这个领域的变革,参加人士之广泛,改革成效之巨大,对社会影响之深远,都为其他各项改革所不及。新式学堂的产生,维新志土们通过办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对顽固的旧文化营垒所进行的冲击和荡涤,在中国社会文化最深层所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戊戌时代留下的最丰硕的成果。本文想就这方面的变革作一探讨。     

论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系统性起源

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兴起有着系统性的因素,具体来说,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中的公民认同危机、政治发展中的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社会危机中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民参与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对相应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相应地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自我调整和发展,也体现了公民参与的发展是民主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完善途径,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     

现代性与社会政治分析范式发展

20世纪末以来,风险社会理论风靡西方社会科学界,风险分析法成为透视西方社会发展的又一方法,一些理论家认为阶级社会理论和阶级分析法适合工业社会而不适合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因而,西方社会政治分析范式需要进行部分转换。本文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社会中的矛盾不一样,社会政治议题也不一样;新社会运动勃兴从实践层面表明社会发展变化。但是,这些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生产资料属性差异而产生的,因此,要消除工业社会的副作用、防范科学技术的风险主要还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论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就是这样一次可歌可泣的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政治运动。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在发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自觉精神,批判精神、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程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也给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敬畏契约、尊重契约与对契约的制度性安排之理解

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是对契约的敬畏,将约定等同于法律;是对契约的尊重,视约定优先于规定;更主要也更为基础性的是,中国人对契约的理解,本来是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以为契约是"立信"、"结信"、"征信"的。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方式,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家庭内部等级的存在,并没能消灭经济生活中的契约的平等,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既是一种法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衔接,成为构建新型法治的"中国元素"。     

戊戌维新与文化启蒙

<正> 1983年戊戌和康梁学术讨论会过去已五年了,今天又一次来到广州——南海——新会,研讨戊戌和康梁.五年来对戊戌和康梁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孔祥吉、马洪麟等同志都写出了专著,成绩斐然.戊戌维新是个政治运动,又是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文化上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启蒙的核心是“开民智”,民智不开,社会经济不变革,中国的历史仍将重复千百次的农民起义.维新志士提出“开民智”从“开绅智”入手,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横加指责,其实不先开绅智,谁去开民智呢?康梁等维新志士大都是“绅”,     

“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9月由中国政治学会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现将会议观点综述如下:一、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若干基本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具有某种综合的边缘学科的性质。因此,确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拥有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人们…     

戊戌前康有为的名、号、字问题

由于受限于史料,以往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在介绍其戊戌前名的更替和字、号取义时,大多没有直接使用其本人的文献而以外人的说法为据,因而有所不足,同时也错失了探讨其内心世界的一个机会。近年来康有为著作的大量刊布,使从康有为本人的角度系统整理其戊戌前名、字、号的使用和取义情况成为可能。通过康有为本人的著作,再结合其他史料,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其基本情况,同时亦有助于揭示其戊戌前内心世界的某些侧面。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朝局传闻颇为盛行,而其中关涉"废立"(指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君)之事者尤为突出,成为焦点题材.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成因复杂,影响广泛.当时的"废立"传闻,作为在社会动荡、朝局紊乱、相关信息环境畸变的背景条件之下,所彰显的一种特殊舆论形态和信息资源,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其盛势之下使得有关信息环境和时局的迷乱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