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执行衔接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是对传统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而新制度构建的快速性使得执法实践出现了衔接隐患。未来立法宜通过完善机关衔接创造执行衔接的外部环境,具体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社区矫正机构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衔接、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及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组织的衔接等。社区矫正执行衔接的内部软件则可通过政策目标、无缝衔接制度及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等制度予以完善。     

西方新公共管理述评及借鉴

近20年来西方新公共管理行政改革仍在持续。背景是信息社会转型中的通胀、财政与福利制度危机问题。内容包括:政府定位于制定而非执行政策;构筑政府与公众的经理与客户关系;以减持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运作;改革公务员制度;强调创建与预见的行政方向。发展中的内在矛盾仍有待解决;灵活管理与服从政策;私有化减持与监督制约,仍无法替代科层制等。借鉴的重点仍集中在政府职能及公共事业垄断性的减持与打破,由此带动网络、大众、企业或行政创新,社会防范重于社会治疗,以降低政府成本,获得后发优势。     

欧盟“社会一体化”及对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启示

虽然欧盟各国极力维护主权独立,但为了实现社会一体化,欧洲国家努力从一体化的组织机构、一体化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权限,以及它们与各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等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在我国国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主权国家之内的法制统一的要求和地方政府具有合宪性的自主权之间的矛盾。因此,欧盟的社会一体化机制对我国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地方自治与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框架内处理权能配置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政策,在限制欧盟权能扩张的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该原则也允许欧盟权力介入到各成员国以及地区或者地方层面。就制度构建而言,成员国与欧盟各机构在政策制定时的沟通只能是两个层次上的互动和协调,只有在整个联盟的范围内将各种不同层级的机构都纳入进来才能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结构。在成员国内部,与国家决策权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相伴发生的是各成员国中央政府权力向地方和地区机构的下放。因此,不仅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会有权能配置问题,成员国与地方或地区政府之间,以及欧盟与各成员国地方与地区政府之间也会产生同样问题。本文希望通过欧盟的扩展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影响,并通过德国的经验来说明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不能仅仅将辅助性原则作为一种消极原则看待,而是应该通过制度构建来保障地方权力。     

我国司法鉴定机构设置刍议

有关我国司法鉴定机构设置的法律和规章、司法鉴定实践和专家学者意见都坚持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使司法鉴定机构设置与实际经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阶段:在申请设置司法鉴定机构时,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法人或其他组织"——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经营期间,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实践中,司法鉴定机构设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司法鉴定机构并存,使"司法鉴定机构是谁?""谁承担司法鉴定责任?"等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独立第三方司法鉴定基本原则要求由司法鉴定人建立其鉴定机构,因司法鉴定实验室的特殊性,可建立"出资人"制度、合伙人制度和国家办司法鉴定所制度。修改《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有法理依据且实践亟需。     

欧洲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

"欧洲化"成为当前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欧洲化视角的兴起,介绍了欧洲化视角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的操作化。作者认为,传统理论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为体影响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而欧洲化视角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转而聚焦于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因此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一大进步。     

科技政策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科技政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要］由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中的诸多问题，制约了我国文化科技政策的效用发挥，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科技企业的发展，影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必须通过完善政策体系，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第一，完善文化科技政策体系，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系统制度保障；第二，提升文化科技政策强制力；第三，引入第三方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建立完善的政策评估机制。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目前,我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政策过程不仅指政策制定,同时还指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中发现,当前很多民办教育相关者无法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办学性质作出明确选择。将分类管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效果,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执行。采用成熟的、修正后的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分类管理政策体系尚未完善等不足是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因素。为了减少"政策梗阻"和"政策失真"的现象,可采取制定精细化的政策措施、提高政策执行能力等手段予以解决,这不仅可以实现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的目标,同时也为其他教育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借鉴。     

性骚扰纠纷行政救济制度的异域经验及其借鉴

许多国家或地区在性骚扰纠纷的行政救济制度上,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政策指引,建立专门的机构,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设立规范的程序,确立对于性骚扰受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措施,注意行政申诉手段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等,这些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值得中国借鉴。     

行政执行“中梗阻”:含义、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行政执行"中梗阻"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中间环节、中间执行者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消极、被动或者低效的执行政策,从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畅,难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在分析行政执行"中梗阻"成因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者和制度等三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公共政策科学化、明确公共政策目标,加强公共政策执行沟通;提升行政者的素质和能力、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论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

我国行政立法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自己起草或组织起草的,这使行政立法内容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偏离公正;同时还存在着因立法技术不高、经验不足而大大影响立法质量的现象。为了实现行政立法正当性的要求,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并使行政立法能够顺利实施,有必要实行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建立行政部门在起草中的回避制度,成立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立法起草机构,还可通过委托和招标的方式将行政立法交由社会机构起草。     

浅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行政职权,维护社会公正与安定有着重要意义。实践中,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设立独立的复议机构,逐步推进行政复议审查中立,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加强对行政复议的司法监督,这将有助于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演变及其意义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从行政执行理论发展而来,历经了从隐形政策制定之中到与政策制定相互融合、复杂依存的过程。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展开有助于追求多种研究的综合、有助于从政策的关联出发分析行政、有助于由政策层面去探究行政的本质。     

县级区域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县级区域教育政策是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教育政策并结合当地实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县级区域教育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存在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完善区域教育系统、整合原有的组织机构、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教育行政机关的政策水平.     

走出“制度陷阱”: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供给困境反思

"制度陷阱"是指前设制度出现了漏洞或不足,人们用后设制度进行弥补,但由于后设制度同样存在着设计、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进而造成制度越来越繁密与复杂化,使整个制度体系陷入低效的陷阱。我国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落入"制度陷阱"的主要表征是: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供给错配、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供给乏力、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供给偏斜等。要破解"制度陷阱",须在制度设计时持有"双师导向"的理念,采取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的方式,并从三个方面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要凸显"双师素质"标准;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制定要实现"企业外部性的内部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要突破"套用"惯性,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独立的职称评审标准等。     

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制度修订——兼评2019年《开放数据与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

公共部门数据信息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和公共决策有重要意义,欧盟于2019年7月修订了《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而后将其更名为《开放数据与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修订后的指令纳入了一系列新规定,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公共事业数据和公共资金资助产生的研究数据,推动建立高价值数据集,保持数据再利用的低费用,并且防止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达成排他性协议.我国目前只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尚未制定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制度,也未明确指出公共部门信息的知识产权归属及与信息再利用之间的协调安排.因此,可在借鉴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制度修订经验的基础上,厘清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间的关系,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部门开放数据和信息再利用制度.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开创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于清末,在机构创设、法规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近代意义上的即资产阶级的警察是伴随西方国家制度和法治理论而诞生,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的,是国家行政部门中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治安职能的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专业性文职机构和人员,警察的机构和职能逐渐实现了独立化,而从军队、司法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①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论抗战胜利后广东政府机关行政复员

广东各级地方政府机关行政复员为战后时局推动的一种应然,并依据广东战后复员计划纲要渐次展开。为规划和指导战后复员工作,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广东省政府复员计划纲要。政府机关行政复员包括行政机关(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公务员)的复员。政府机关除了原有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回迁与恢复外,接收汪伪政权、重组地方政府机构是战后行政复员的关键,省、县级行政人员的复员则充斥着派系斗争。尽管初期各级政府机关行政复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内外复杂形势、省府机关行政复员既定方案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以及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腐败等因素的制肘,省府行政复员政策与措施执行不到位,大多拖沓直至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