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彦小说的现实主义

论鲁彦小说的现实主义沈斯亨现代著名作家鲁彦在前后不过２０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较为丰硕的作品。鲁彦素有“乡土文学家”之称，但作品取材的地域却相当宽广，其中以描写江南市镇的风土习俗和世态人情，刻画乡村小资产阶级人物心理的作品最具特色。鲁彦的作品以短篇创...     

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王鲁彦(1901——1944)是我国“五四”时期优秀的前辈作家之一。他是认真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一生著译很多,共计出版了三十几本集子。小说有长篇《愤怒的乡村》(又名《野火》),短篇《黄金》《屋顶下》《河边》《伤兵旅馆》等;散文有《驴子与骡子》《旅人的心》等;翻译有《显克微支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犹太小说集》等。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彦选集》,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彦散文集》,并重印了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据鲁彦夫人覃英说:“这三本集子可以说较全面的代表了他的创作。”鲁彦是一个忠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虽然经历过不少贫困和挫折,但     

有关《听潮》的几个问题

一、写作时间辨 鲁彦的《听潮》写于何年,现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一九三一年夏天,作者同他的妻子去厦门鼓浪屿时所写。”①;另一种则认为“是鲁彦在一九二九年写的。”②。那么,究竟那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呢?我们认为后一说才是可信的。因为这是鲁彦夫人覃英同志回忆所讲,并且曾前后两次加以肯定③。 二《听潮》侧重在听吗? 有些赏析的文章,认为《听潮》一文神韵全在“听”字上,甚至说作者描绘海潮,“不是观察入微,而是听潮入神”。其实,作者的写大海,是既有“观察入微”,又有     

试论鲁彦的“乡土文学”创作

前期的鲁彦,是以“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身分登上文坛的,他曾经以丰富的地方色彩,浓郁的乡土情调表现我们民族传统的心理和风习,从而显示其独特的美学倾向和对生活的理解思索,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探讨。 向善的焦灼和童真的寻觅 茅盾指出:“作者的向善心,似乎是在常常鼓励他作一个人类的战士,然而他又自疑没     

王鲁彦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语境中,王鲁彦与左翼文学思潮构成了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他从切实的生活体验出发,在时代的感召下不断向左翼文学靠拢,创作了《乡下》和《野火》等极富左翼色彩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农民彰显出决绝反抗的姿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先锋,文化楷模”,鲁彦始终保持着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其创作实践与左翼文学的主流趋向发生了一些错位,比如人道主义思想的渗入和抒情气息的弥漫。但毋庸置疑,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鲁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左翼文学的影响。     

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对斯芬克斯式神象“编图”的破译

斯芬克斯之像，也就是人兽神神象，是原人迈向文明、走向自我途中留下的一个划时代符号，也是让今人百思不解的一个谜符。根据神象建构的规律，以及神象“三像”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的对应演进规律，可对斯芬克斯式神象，也就是人兽神神象的“编图”密码进行解译，得出的结论是：斯芬克斯式神象是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该神象的两种基本形式：“兽身＋人首”与“人首＋兽身”蕴藏“混我”内部演进的早晚两个状态。     

闲暇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消闲方式,说到底,就是他对生活的选择。今天,我们在生活方式上有越来越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在20岁、40岁或60岁时,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年轻”或“年老”;同样,在今天这个年代,我们对于自己愿意接受并有所体验的生活哲学也有了较多的选择。——卡普兰     

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

上海,这个曾被誉为“东方的希望”的大都市,近年来步入了一条步履维艰的道路。它的发展走向,它的举手投足都受到了世界的注目。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希望,涌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象“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特区模式”,其共同特点就是农村的初步市场化、城市化。可是,象上海这样都市化程度很高的中心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模式”。相反,在世界和全国的文化     

资产阶级未来学的生活方式模式

人们未来生活方式形成的途径和方式问题,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形形色色未来学概念的产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象镜子一样,反映出进入普遍危机第三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命运。资产阶级未来学家提出的未来生活方式“方案”表明,如果“未来文明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至上的”等等)基础上的话,人能够指望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例如,布热津斯基(Z.Brzezihski)想象的未来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人的行为将程序化;技术手段将能够把每一个人置于经常的监督之下;     

上海故事中的空间与怀旧--王安忆和程乃珊上海故事之比较

通过对王安忆和程乃珊的“上海故事”小说中分别出现的弄堂、“蓝屋”等空间进行分析，挖掘两内在的化意蕴及上海人生活趣味及差异，突出上海故事怀旧的主题，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趣味、明时尚的迷恋。程乃珊的怀旧是展示上海过去的摩登繁华景象，昭示上海现代性的经验；王安忆通过书写上海人日常生活细节和情趣，突出城市的历史沧桑感。     

社区“新贵”——彩票中奖者的生活变化

彩票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最新也是最炙手可热的东西,在上海,“彩民”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股民”。一项统计表明,今年以来,有“百万富翁生产线”之称的中国彩票,共“生产”出近千位新的百万富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记者能采访到一位500万大奖的幸运儿中奖后的生活变化。中奖对一个人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中奖者的生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决定探访几位中奖人。     

“美在意象”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

“美在意象”论强调心灵创造性和精神价值,以“意象”为本体范畴,建构美的本体论和美感本体论。“意象”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中心范畴,不但关联人的生活世界,而且引领人走向更高精神境界,因为它关注的是世上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人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人文学科需要不断回顾历史并回归传统,“美在意象”论是从朱光潜、宗白华开创的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的有益尝试。     

“让我们从小就对这一切倾心”──试析金波儿童诗的美育意义

不止一个评论家说过：“金波的儿童诗是美的．”[1]美是金波儿童诗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梁启超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的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去，恐怕便活得不自在．”[2]人人都需要美，就象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儿童更需要美，就象需要甘甜的乳汁．我国老一辈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先生早就设想过：“让孕妇和儿童都能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用和谐优雅的品格影响孕妇和儿童的心灵．”学校和社会都应该给人提供美的教育和美的环境，“使人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美，处处…     

工人現象与阶級現象

今天的工人和馬克思时代的工人大不相同了。工业的发展已經改变了劳动,社会法改变了城市安全。根据三个观点:生存、安全、提高地位和文化技术水平,经过一次調查研究以后,我們可以更好地从那个把工人現象和阶级現象联系起来的关系中辨别出过了时的和永久性的关系。要解决工人的吃饭問题,首先应該等待工业发展到达一定的水平,而不必求助于推翻敌对阶級政权的革命。工业的发展解决了整个生活問題,并把这些問題变为生活水平的問題,从而使工人阶級转化为“民众团体”,如果工人現象分割成人民現象,阶級变成了团体,那末,还談什么阶級現象呢?至多把它看成是一个副現象罢了。阶级现象是結构矛盾的有力表現,因此,工人現象,阶級現象和无产阶级現象的巧合是机会的偶然,是局部的。社会阶級的划分不必要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敌对阶级也不必要在同一个时期里都具体化起来。职員、农民和“民众团体”。今天看来是社会动力的两个主要极端。各自在不同的时間内成为一个具体的阶級。     

市民性:上海文化的主色调

上海文化以“人”为其本位，这个“人”主要指普通意义的“市民”。离开了“市民”这个大前提，所谓上海文化将无从谈起。由“自发”到“自足”到“自觉”，上海文化经历了“艺术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如此相互关联的三个阶段。纵观之，“市民性”贯穿了上海文化自发端而发展的全部演进过程。指证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目的在于清醒认识上海文化的质地和走势，进而有效地对它加以改造和优化，将其提升到市民意识、市民理想的更高境界，以适应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人·建筑·空间·文脉——论20至30年代上海建筑文化

60—70年前,人们对上海这一国际大都会的直观认识,往往是从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风格迥异、集世界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代特点与流派的上海建筑风貌开始的。确实,20—30年代的上海建筑事业达到了巅峰期,所谓的“龙楼凤阁连霄汉”,“别院笙歌下楼台”。崇楼巨厦遍布全市,各类建筑竞相辉映,“真正是令人目不暇接,望眼欲迷了”。这种全新的“城市森林”,不仅造就了一个“东方迷人的都市”,且以其高耸入云,灵巧多变的立体几何造型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平面几何的空间意识,营造了生活其间的上海人新的生命追求与生存方式。     

戴望舒诗中的吴越文化情愫

海派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 ;它是传统文化 (又以地域文化——吴越文化为重要的呈示形态 )和外来文化的奇特组合。戴望舒出生于杭州 ,后“移民”上海。之后 ,戴望舒虽也在欧洲留过学 ,在香港住过不短的日子 ,但上海仍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地域。更重要的是 ,和同时代许多“上海作家”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把上海的“亭子间”当作栖息所 ,把眼光仍然投向他们过去熟悉的乡村生活 ,而是融入其中 ,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这种海派文化气质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的诗情内容中 ,构成戴望舒诗歌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风格特征。本文着重分析构成戴望舒诗歌的海派文化质素之一的吴越文化情愫 ,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界去领略戴望舒诗情中内含的文化底蕴     

略论狂人形象的美学特征

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真假问题,大致可归纳为“战士说”“狂人说”“寄寓说”.但三说似乎都失之偏颇.事实上,小说本身可提供的“象”(疯子);“象外之象”(战士);“象外之意”(历史吃人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三者不仅不相互排斥,且紧密联系,互为依托.中国传统的美学讲求“象外之象”,“象外之旨”而这些美学原则,都是建立在艺术     

减法之下的“天人合一”——中国古典诗歌的“人”与“象”

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历来有“知人、论世、识字识典、以意逆志、比较”等角度,文章就“知人”展开,借助一些数据与实例,谈古典诗歌中“人”与“象”的相关问题,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分析“人”与“象”的互导与融合.     

“海归”女孩和她的“绿色屋顶”公司

城里人长期生活在令人压抑的“钢筋水泥城堡”中，谁不想体验一下到田园中自己动手种植瓜果的乐趣呢？但城市里缺乏土地，让许多渴望田园生活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在上海，一个叫李雪梅的“海归”女孩，别出心裁地成立了一家“绿色屋顶”公司，不仅让人们吃到自己种出的绿色蔬菜和瓜果，她本人也由此走出一条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