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傲慢与偏见》看电影与小说互动的模式及因素

影像媒介的发展促进了小说与电影之间的互动,电影从小说的内容和手法中得到题材与借鉴,小说作品通过电影传播得到发展与传播。电影与小说互动的模式及因素直接影响到互动的结果。文章以“是否忠于原著”为支点,通过1940版、1995版、2005版的影片《傲慢与偏见》与小说《傲慢与偏见》之间的比照,归纳出电影与小说作品互动的三种模式与两大因素。     

间性与审美：沉浸式艺术生产的间性问题探绎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融合,沉浸式艺术的生产利用任何可塑造沉浸感的新旧媒介,实现“泛媒介融合”。其跨媒介叙事方式有助于构建去中心化生产模式,并将过去“传播—接受”的线性路径转变为“人即媒介,媒介即人”的不分彼此的状态。“沉浸场域”开放的意义空间促使观者以具身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藉由身体赋予作品生命力,形成技、身、心的合一。沉浸式艺术以观者的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这一本己性体验不仅契合了沉浸式艺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质,而且能够帮助观者建构自身精神世界的力量。沉浸式艺术使得媒介与人、身体与作品、文本与观者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间性”问题出发探讨沉浸式艺术生产,可以走出当代艺术发展中流行的“唯技术论”与“唯艺术论”的困境,重新审视未来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嬗变。     

“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现代人精神困惑的影像志：解读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针对将伯格曼的《第七封印》诠释为对时代危机的影像化,对存在主义思潮的艺术化和以影像的方式阐释对伊壁鸠鲁式生活之向往等的观点,本文将《第七封印》置于伯格曼所秉持的“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就是一种梦幻”电影哲学视域下进行考察,从而得出《第七封印》是一部深深植根于伯格曼早年的家庭生活和西方文化传统,以个体寻求“上帝之面”为主线,以五种寻求进路依次展开为背景,以揭示现代人身处“不确定性”时代的宗教困惑为内容,以探索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存在样态为目的的艺术作品的结论。     

身体及其重影:数字电影"非人类角色"的姿势美学

当代电影的"姿势本体论"奠基于"姿势转向"的理论语境。"姿势"是先于、伴随并超越语言的身体图像,即身体的形式显示。数字电影中包括类人、机器与动物在内的"非人类角色"制作主要来源于具身化的"表演"与去身体化的"动画"两种模式。这些"非人姿势"所实现的人与非人的平等以及电影与绘画的趋同拓展了电影"姿势本体论"的内涵与边界。在可见的本体论、面向他者的伦理学与无作的批判诉求中,一种"姿势美学"得到初步界定。在平等主义的视域中,非人类中心立场也呈现了生态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审美同步。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在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小说《地狱》与电影《但丁密码》的跨媒介营销

图书出版业与影视业的互动,是一种跨媒介的营销模式,该模式被广泛运用在好莱坞电影产业当中,电影导演将畅销的图书选为剧本,随后改编成影视作品,影片的上映也会促进原著销量的增加,两者可谓互惠互利.在往年上映的热门影片中,由小说《地狱》改编而来的《但丁密码》可谓是图书与影视互动的经典案例,图书与影视的跨媒介营销模式日臻成熟,但...     

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生态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不是“神”,而是中华民族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生成方式的凝炼、概括和提升。中华“龙”文化的建构历程及建构机制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生命生长历程。从生命生成视角和文化建构视域来看,天地之大德日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构成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理念;其生命生成方式和文化建构模式是一种融合兼容、有容乃大的模式;其基本特性是优化创生性、开放性兼容性、协调和谐性、系统整体性、一体多样性。中华“龙”文化内蕴着宝贵的生命生态精神和生命伦理智慧,从生命生成的生态性视域解读中华“龙”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后殖民性与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自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电影面对好莱坞及外片涌进的巨大冲击 ,还有来自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压力 ,如何既能立足于国内电影市场 ,又能跻身于国际电影市场 ?以“主流片”去打主流市场 ,应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文化战略。娱乐片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 ,也应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责 ,以应对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为此 ,中国当代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 ,将是至关重要的。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透视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折射出的是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入变迁。其中,张艺谋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段始终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和社会蕴涵。以《英雄》肇始的古装大制作武侠影片则是一个进军“国际路线”的典型范例,同时体现出影响中国电影工业机制与文化接受的复杂动因。而在这一令人瞩目的电影“飞地”周边,则是“新主流电影模式”和政治主旋律电影的日趋成熟。     

解释学视域下的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分析

随着教师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广受重视，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模式应用广泛，但有时却收效甚微。本文在解释学的视域下，通过对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的分析，提出如何在肯定参与者的“前见”的基础上，创建一个“理想的对话环境”，达到双方的“视域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研究关系。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

现代诠释学主张,受“前见”限制的文本解释,通过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商谈模式”这一民主化程序的约束下,实现了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作为一种方法论,现代诠释学有效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僵化认知模式,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认知难题,恢复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来审视自由心证,则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不容低估。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支点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从矛盾的视域解读,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过程。因此,为了有效地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就应该详细分析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支点——思想互动、政治理性、社会自治的三个层面。     

试论影视艺术与当代教育的双向互动作用

“双向互动”是未来年代中将广泛存在和值得研究的一个方法论的命题。自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提出的世上万物可由高能向低能传导，低能也可向高能传递的耗散结构理论被社会科学界吸收以后，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等方法的出现一样，它也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去研究社会教育和影视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在所有的文化艺术样式当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显然，列宁的这个观点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人类的历史发展到20世纪，当电影以它带有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困境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是以“第五代”所摄制的一批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新电影”为代表的,这批影片在叙事模式上打破了中国经典电影那种权威拯救的戏剧化体系,在影像模式上突破了那种缝合式的伦理化修辞风格,用一种非整合的开放叙事、陌生化的影像造型,表达某种对被历史文本所叙述的历史、权威、体系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     

效果循环与视域融合：六个版本“天涯歌女”的接受史发微

“天涯歌女”迄今已有六个版本,承继与演绎关系复杂。1927版最早,由欧阳予倩编导演,但未成功,只有电影插曲的意识和故事红线得到首肯。1937版不是电影,只是田汉为电粼马路天使》所做之插曲,但却因充分彰显“天涯歌女”的符号所指与转喻而大获成功。1940版虽由周璇主演,但违逆受众之审美期待,因“客彰”而弄巧成拙。嗣后,周璇的悲剧人生使“天涯歌女”这一符号的文本间性增添了纷繁博杂的“世界性”。1989版因陈松伶之“孱挑”而再度折戟,影视界公认此题之险,其叙事学范式渐成经典。1995版最成功,皆因深谙受众心理学,“天涯歌女”遂晋升为电影母题。2008版着眼于周璇的成名史,迎合当下芸芸粉丝,以娱乐性和低俗性哗众取宠,致这一母题的社会批判锋芒丧失殆尽。六个版本的“天涯歌女”在作者与读者、作品与受众、艺术与世界的二元互动中,在戏里戏外,在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移情与换位中,效果循环,视域融合,终致此符码在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化。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网络反腐视域下的政治认同分析

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网络已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在新时期反腐语境下,网络以其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和“旋风式”的反腐效果愈来愈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网络反腐作为公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的原因,并指出多元化的网络环境给新时期政治认同整合带来的冲击.在网络反腐视域下,我国应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硬环境”和网络意识形态“软环境”建设,构筑起“网上网下,官民互动”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反腐体系,进而提高认同指数,推动法理型政治认同建设和提高我国政治文明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