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屈原《招魂》与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之比较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巫官文化中的招魂习俗在屈原的《招魂》中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本文通过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与屈原《招魂》的比较,佐证楚文化与江河源文化的关系。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招魂》系论

《招魂》系论张叶芦一、论《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及其生死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被招者又是谁，自汉以来看法就有歧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认为作者是屈原，被招者未明言是谁；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认为作者是宋玉，被招者是屈原。其后南朝梁...     

屈原《招魂》的研究

屈原的《招魂》首先反映了楚史中一件极惨痛的事,也就是屈原自己生平发生伤感乃至悲愤的开端,这对于如何认识屈原、了解屈原、研究屈原将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现分五个单元去说明它. 一、屈原写作《招魂》的缘起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较强而楚国最大.楚怀王     

屈原不是少数民族

<正> 一九八一年《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第一期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二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同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二期发表了蓝瑜、肖先治二同志的《屈原族别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两篇论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证屈原的族别属于苗族或苗、黎族。《初探》首先考证屈原老家秭归是苗区;其次从血统上,认为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成员;最后,作者从语言、文化、风俗、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论证屈原具有     

《招魂》"屈原自招"说答友难

《招魂》中对"故居生话"的描写,有极大的虚夸成分,在《离骚》中甚至有更为夸张的描写,不能认为与屈原身份不合;天帝所辅者,也可以是臣民;招魂方位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作品人物居于不同的方位造成的;《招魂》"序言"中"牵于俗而芜秽"有确切的解释;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并非定论。     

从文本视角探析《招魂》的作者

《招魂》的作者主要有屈原和宋玉两说。从《招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巫术风气、文章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时的取材范围以及行文时所用的人称习惯和作《招魂》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行着手,并重点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同时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论证《招魂》更应该是屈原所作。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招魂》首尾释

两千多年来,多位研究《楚辞》的名家对《招魂》存在的问题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有些问题一直进展不大,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王逸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见《楚辞章句》)朱熹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闵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託帝命,假巫语以招之.”(见《楚辞集注》)     

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楚辞中的苗族文化因子浅探

楚文化与苗文化有着割扯不断的关系 ,楚辞中埋藏苗族文化的因子。例如 ,宋玉《招魂》招唤顷襄王的生魂回归枫林 ,即与苗族原始宗教里枫树崇拜与始祖崇拜是叠合在一起的有关 ;屈原《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可能与苗族青年男女的“跳月”风俗有关 ;屈原《天问》中的“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败 ?”可能与苗族文化认为狗屎能够祛病避邪、禳灾免祸有关。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招魂》研究综述

对《楚辞·招魂》的研究,一直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综观汉代至今的《招魂》研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对作者、被招魂者、所招是生魂还是亡魂等少数问题的研究到逐渐涉及《招魂》方方面面研究的发展过程。把历代学人《招魂》研究的成果分三个阶段作一客观陈述,以期对这一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试论《九章》的现实主义

关于屈原诗篇在创作方法上的根本特点,各家文学史和有关论著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把它归结为浪漫主义。的确,浪漫主义在屈原的光辉诗篇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单止浪漫主义远远不能概括屈原全部创作的特点。统观屈原的作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可以看出,无论在创作方法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是整齐划一的,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浪漫主义可以概括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论《招魂》《九歌》的生命美学

屈原的《九歌》《招魂》通过生命本身的热烈追求 ,深情缠绵 ,豪奢享受 ,展示了一种“盛”美、“奢”美、“华”美、“豪”美。这在汉人精神和汉赋风格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在美学上 ,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是戏剧和宴会的 ,而不是典礼的 ;是音乐与舞蹈的 ,而不是文学的。在主要受儒道两家思想浇灌的中国文艺的历史上 ,这种崇尚强的生命力或生命强力的审美追求尤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