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理性选择与信号传递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要趋势,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联姻的结果。传统法经济学存在"法律中心主义"的色彩,只关注了国家立法,没有关注对社会秩序形成具有更大意义的社会规范。近二十年来,社会规范研究成为法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社会规范是人们行为的规律性,违反就要受到社会制裁。理性选择理论仍然可以作为解释社会规范的分析范式,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信号传递模型可以恰当地解释社会规范。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比较与互补

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颇像中医和西医处于两极,两极之中一极范式的缺陷正可以通过另一极范式的优势加以互补.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可相互结合形成优势互补,这既有利于对现实经济现象认识的深化,更有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个跨学科分析范式的适用问题研究——法与经济学分析中的方法论

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运行及效果,是法学与经济学互动融合的产物.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法与经济学自从产生就存在逻辑勾连,经济属性、发展本位、效益价值以及限权理念和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契合决定了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在跨学科研究中的适用.这种适用对于丰富经济学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强化经济学与法学的当代使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说演变的两大趋势--综合化与社会化

“大萧条”以后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融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其后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使凯恩斯主义走向没落。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过程中，更广泛的社会意识、“新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经济理论在综合化与社会化方面不断走向深化和广化。     

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反思与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学范式是以生产关系理论为中心的“生产关系范式”,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形成了以经济运行即资源配置理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范式”,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试图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调和的“生产关系+资源配置”的折中范式.这三种范式在理论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在实践上都不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要科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正确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就必须对这三种范式进行认真反思与批判,在此基础上按照科学行性、适应性与综合性原则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     

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探要

博弈论源于应用数学研究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一个分析理性个体间策略互动的、实质性的社会科学范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以及生物学等研究领域.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分析方法和数理模型进行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经过了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发展阶段,形成理性选择、演化分析、经验主义、分析叙事和博弈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分析路线,在策略投票、政治联盟、国际关系、宪政与法治、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以及道德习俗演化等一系列理论议题上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如何有机地将权力这一政治学核心分析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行为研究的理性与非理性前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及其在当代的整合

自从帕累托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理性行为 ,并把数学工具大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 ,逻辑演绎的方法就成为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行为人的直觉、灵感、顿悟、意志、本能及社会属性等“理性逻辑”难以描述的“非理性现象”及其相关行为 ,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之外。随着一批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不断探索 ,从 2 0世纪 80年代开始 ,非理性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大量地出现 ,并在 90年代 (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 )掀起了经济学领域非理性行为及有限理性行为研究的高潮。本文主要通过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现实来透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整合     

“无知”与理性:一种新的演化创新观

本文指出 ,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等一系列范畴的提出 ,在保留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前提下 ,大大推动了经济学在整个 2 0世纪的发展进程 ,导致了一系列新兴理论分支的出现。但是 ,随着以技术革新速率大大加快为标志的知识经济的兴起 ,与重大技术创新相关的“无知”范畴则向我们昭示着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一个新的、以非线性、多样性和演进理性为出发点的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出现 ,它意味着对主流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博弈论与经济学:回顾与展望

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引起现代经济学一系列的发展和突破。回顾过去几十年博弈论在经济学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发现,博弈论方法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它不仅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而且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随着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运用和研究的深化以及经济复杂性现象的不断涌现,博弈论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合作化、对称化和连续化的发展新趋势。     

货币经济与总量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异曲同工

与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以强调技术关系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关系竞争的博弈规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通过对货币经济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马克思和凯恩斯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总量分析方法的采用,不仅使凯恩斯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新的体系,也使得对新古典“两分法”的批判能够联系到现实GDP核算体系的计量,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宏观经济学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量货币经济性质的理解有着共通之处,这正是其经济学革命之共同意义所在。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建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运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对诸如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税收最大化等最优化问题。通过边际分析方法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的集合便是均衡,这也正是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最终任务是对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共同构成的均衡进行效率评估,也即考察某种均衡是否符合效率标准。由此可见,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是以边际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以均衡为核心概念、以效率为规范性目标的法学研究框架。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博弈实验对博弈论的方法论意义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人的交互决策的理论。研究者用实验研究博弈理论,而实验结果则揭示出博弈论预测有偏差,对博弈论的验证竟变成了质疑的来源。进而研究者又针对这种偏差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以寻求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案。实验在博弈论中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检验博弈论的平台和工具。尽管博弈实验也存在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又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本文通过分析博弈实验的产生及其特征,指出博弈实验对博弈论的方法论意义。     

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

在以往,由于所持的学科立场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法经济学关注的学者们并没有就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研究范围上包括从反托拉斯法到法律和法学的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偏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以麦乐怡为代表的非主流学派则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比较分析”,在研究范围上纳入更多意识形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济、政治、社会判断方法的综合。主流学派凭借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非主流学派试图突破法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这一发展趋势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论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的操作性框架

财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使得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不能再从法律体系中自我证成,而作为替代性分析工具的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又面临着当代经济学发展和传统法学质疑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通过对财产权的有效性标准、设计原理、有效性验证方法以及财产权和博弈规则间对应关系的逐一梳理,一个新的、可操作的财产权法律经济分析框架不但妥当解决了实践上的疑难,还积极回应了法律经济学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呼声。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信息保护制度的风向标,反映了制度在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价值偏向。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本质上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问题。法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理论以及静态博弈范式有助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效果作出鉴证。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处理规则中对主体、处理者以及信息的分类正视了不同情形下帕累托最优点的差异,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静态博弈视角下,信息处理规则的确立规避了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双方消极对立的囚徒困境,促进了信息要素市场的流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般个人信息保护过度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应通过动态化信息分类、督促企业数据保护合规等方式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