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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南是明末著名武术家、剑术家、内家拳的传人。他去世的当年,一代文宗黄宗羲作墓志铭,评述其生平事迹及其对武术的重大贡献。依据《王征南墓志铭》、《学箕初稿王征南先生传》等文献分析考证,内家拳种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张三丰只是一种传说,而内家拳名起源于《王征南墓志铭》却有文献记载,据此,从明中期至清初期内家拳传承的时间路线才渐渐明晰。其传播的区域所在大致为:由西部的陕西逐渐向东部的温州、四明传播,明清时期浙东成为内家拳最集中的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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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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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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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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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旧录》为黄宗羲追念昔日师友之作,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始终不渝的民族气节,但某些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云: 梨洲先生产于百六之际,其生平磨蝎之宫、野葛之饷,有为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阅历人物,视兖公(指北宋欧阳修——光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碑、板、传、状,文字最多,其《思旧录》则其追怀朋好,杂录见闻,肠断于甘陵之部,神伤于漳水之湄,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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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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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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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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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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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三册2250页“碧玉”条,收载三个义项:(一) 青玉(书证略,下同。——笔者)。(三) 女婢。其义项之(二)云:“《乐府诗集·四五·吴声曲辞·碧玉歌》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诗集》收三首,后二字首句皆为‘碧玉小家女’,后因称贫家女为小家碧玉。参见‘小家碧玉’。”二册“小家碧玉”(891页)条云:“《玉台新咏·十·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为人名,后以泛指平民家的少女。明·范文若《鸳鸯棒》传奇二:‘小家碧玉镜慵施,赵娣停灯臂支粟’。”按:两处于“小家碧玉”一语,或释为“贫家女”,或释为“平民家的少女”,均非确当。考:碧玉原指青绿色之玉石,为人所宝,故贵重。或以喻人而名之,亦有爱重之意,即状人娇小玲珑如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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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兆奇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1)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 ,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 ,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 ,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 ,说明 :既然结党 ,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 ,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 ,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 ,《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 ,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 ,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若合符卷 ,只能是奢望而已 !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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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黎子耀先生之《周易秘义》,觉得许多问题难以索解,须加讨论,才能明了。这里就先把我的一点意见写出。黎先生说:“《诗经》为阴阳五行之诗,”他是这样解释的:“关”字表示阴性,象征弓;“键”字表示阳性,象征矢,即箭。接着黎先生将这“关键”一辞的属性阐发。《诗经》的第一篇是《关睢》。《关睢》的第一章开头是“关关睢鸠”四字。这四字一般解释是:睢鸠是一种鸟,关关是它的鸣声。睢鸠在关关地叫,在黄河中的沙洲上。这两句《毛传》云:“兴也。”引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以配君子。我看:这样的解释与理解“关关”,是合理与正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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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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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又称《待访录》、《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明夷留书》又称《留书》、《南雷黄子留书》。对这两种著作,前人多不了解其中关系,对其书名、卷数、刊刻情况等问题也存在种种误解。关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年代,黄宗羲于癸卯年(康熙二年)所写题辞作了明确交代。他说:“前年壬寅复,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据此,可知该书初成于康熙元年壬寅夏,完成于康熙二年癸卯冬,即公元一六六二至一六六三年。《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卷数问题,是和《明夷留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两书的关系,各家著录情况不一。黄宗羲本人著作只提及《待访录》之书名(见《破邪论自序》和《思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