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贯云石散曲的艺术风格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就是文学史上用汉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杰出代表。 贯云石(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涯,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氏,名云石,自号酸斋。贯云石的诗、词、文均有传世之作,而散曲成就最高。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三十九岁便与世长辞;宛如一颗流星,带着自己奇异的光辉,划过元代中叶文坛上空,迅即殒落。然而它的光芒却辉跃着当代和后代的文坛。     

元代维族文化名人贯云石散曲中的易学思想

贯云石虽为少数民族作家,但他对汉文化非常热爱也十分熟稔,其散曲中就有不少易学思想,如对阴与阳、乾与坤、龟与占卜、三阳交泰等的认识与表达。通过对贯云石散曲中的易学思想的解剖,让我们洞见了一位少数民族文学家难得的经学素养,更为我们多侧面多角度深入地理解贯云石的散曲艺术魅力提供了一座津梁。     

元代维族散曲家贯云石研究——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及作品研究之一

贯云石是元代散曲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作家,晚期豪放派的主要代表,被誉为当行之冠,一时之捷才。其散曲豪放俊逸、率真洒脱,又不乏清新典雅、婉转含蓄之风。贯云石的散曲创作不仅在西域少数民族作家中大有声望,与中原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的双子星座——论贯云石和薛昂夫的创作成就

本文在分述贯云石、薛昂夫散曲成就的基础上，比较二人曲风的异同及在当时曲坛的地位和影响，认为二人堪称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群星中最璀璨的双子星座。还分析了贯云石两篇曲评序文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提出延、至治曲坛出现豪放派与清丽派双峰并峙共同把元散曲推向空前繁荣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像某些评家所论的由前期的豪放转向了后期的清丽和元散曲自大德后渐趋衰落。本文还论述了二人特别是贯云石对当时曲坛的影响，指出由于民族关系的改变而造成文学创作的巨变，不仅在元散曲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贯云石散曲艺术浅论

贯云石为元代散曲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延佑、至治的曲坛上是领时代风骚的“曲状元”。其散曲艺术风格呈现出以豪放直率为本色而又多格并存的风貌,语言以通俗自然为本色而又不乏雅炼精整之风韵。其作品兼收各民族文化之长,既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又有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代表性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特色。     

弃微名一笑白云外──简析元散曲奇才贯云石

贯云石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弃官诡名,隐居江南。他的曲作多为抒写恋情与隐逸情志。贯曲语言直率警拔,通俗质朴,体现了北方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民族性格。贯云石最早探讨散曲渊源,首开散曲风格论,并将我国古代文论以形象比喻来论述作家风格的传统引入了曲论。除散曲之外,贯云石亦善词、诗等,乃至精于书法,擅长唱曲。广泛的艺术修养,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一位散曲奇才     

贯云石两篇序论内容的蠡测

贯云石两篇序论内容的蠡测郝延霖贯云石写过两篇序论，一是为杨朝英编选的我国第一部散曲选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所作的序①，人们称之为《阳春白雪序》；另一是为张可久《小山乐府》所作的序②，今人称之为《今乐府序》。这两篇序都很短，前者２０２个字，后者１６６个...     

读《卢疏斋集辑存》

李修生同志辑录元代散曲大家卢挚现存的,文、诗、词、曲,成《卢疏斋集辑存》一书,给元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专集资料。这是继《关汉卿戏曲集》、《白朴戏曲集校注》之后的又一部元曲家全集。元曲家如马致远、乔吉的杂剧和散曲都极有名,王伯成有杂剧、散曲和《天宝遗事》诸宫调,他们的创作才能有着多方面的发展,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散曲家在卢挚以外,如张养浩存有较多的诗文著作,贯云石、刘时中都有零散的诗文遗留,张可久除作大量的散曲外,还存词六十余首足以成家,如都能辑成专集,那将是多么可观的业绩。     

贯云石散曲艺术简论

贯云石为元代散曲创作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作家。其散曲的风格是以豪放直率为本色而又多格并存，其情采的艺术建构也呈现多姿多采的风貌，语言以通俗自然为本色而又不乏雅炼精整之风韵。     

萨都刺姓名族别及家世考索

元代诗人萨都刺的族别问题,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近几年来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甚多,有维族、蒙族、回族、汉族以及阿拉伯人等多种说法。对于他的姓名,探讨者尚不多见,而李一氓先生推测“萨都刺”其名,中间应有省略。他的原名,应该是萨××·××都刺(见《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3期《回族诗人萨都刺姓氏年辈再考订》)。参照元代大量外族进入中原之后的命名习惯,如廉惠山、贯云石等,可以认为,     

意境说初论——王国维美学研究之一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论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只有短暂的二十余年,但是在史学、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老实到象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郭沫若同志认为他的论著“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吴文祺先生称他是“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盏引路的明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论贯云石对汉文化传统的接受

接受与融合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坛的主题之一。贯云石就是一位在散曲创作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散曲以俊逸质朴、豪迈爽健的风格在散曲作家中独具特色;他的思想修养、人生经历与创作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接受汉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浸润,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加以融会,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民族融合时期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元代文学多元繁复的色彩具有重要意义。     

贯云石评述

贯云石(公元1286—1324),原名小云石海涯,字浮岑,号酸斋,又号成斋,芦花道人等,以酸斋最著名于世。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说:“小云石海涯,自号酸斋。时有徐甜斋,失其名(今按:徐甜斋名徐再思,字德可,嘉兴人,好食甘饴,故号甜斋——作者注),并以乐府擅称,世谓酸甜乐府。”贯云石的祖父名阿里海涯,为平宋功臣,曾官加光禄大夫,湖广行省左丞相,死后封楚国公,至正七年(公元1347)追爵江陵王。《元史·阿里海牙传》说:“阿里海牙,畏吾儿人也。”元欧阳玄《圭斋文集》     

关于“是”的定性归类问题

“是”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各家却有不同看法。 《马氏文通》称“是”为断辞。黎锦熙先生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里,把“是”列在动词里,算作表示决定的同动词。它后边的成分叫“补足语”。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语法》里,把“是”叫作“系词”(属于半虚词),列为独立的一类。它后边的成分叫“表语”(表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法学习》里,把“是”叫作非活动行为的动词,丁声树先生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把“是”和“有”、“在”、“象”等看作特殊的动词,而把“是”后边所带的名词、代词或名     

陈垣与《元也里可温教考＊》

陈垣先生早期的史学思想与他的史学名著《元也里可温教考》的形成有极大关系。《元也里可温教考》对陈垣的史学研究道路意义非凡,陈垣先生的许多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在此著中也多有体现。     

试论马九皋及其创作

马九皋是元代著名的回回散曲大家。他为人们留下了六十余首散曲作品,大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说元代曲坛呈现过风格各异、流派並兴的群星丽天的壮观景象,那么马九皋就是其中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 关于马九皋的家世生平缺少系统的具体的记载。应该感谢陈垣先生和孙楷第先生,他们辛勤地钩沉辑古,为研究这位历史上颇     

《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

一、开阔眼界,发掘一切可以发掘的材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史料发掘的范围也日益扩展。所谓“六经皆史” (明清人语),所谓“一切古书皆史”(胡适语),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无疑地都是正确的。 在发掘史料的过程中,新史料的发掘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在《陈垣墩煌剩余录序》中,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关汉卿生卒年新证

因为史料不足,关汉卿的生卒年始终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已故的郑振铎先生把关的生年定在公元一二一四年;近年来甚至有同志把他的生年定得早到“公元一一九五年之后,一二○○年以前一段时间”;而已故的冯沅君先生却认为:“关汉卿即令年辈较早,总早不到金末,他的生年似应放在一二四○年左右。”因此,隋树森先生在他编的《全元散曲》里,才说关汉卿“然不知时在金世抑元世”。     

有关“差不多先生”的联想

“差不多先生”,1942年诞生在胡适笔下(见《差不多先生传》)。他是懒人的代表,办事粗枝大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思想却很不细密”,办事很“不认真”。让他买红糖,他买成了白糖;让他记账,“十”字写成了“千”字;要他请“人医”王医生,他却请来了“牛医”汪医生……在他看来,“红糖”与“白糖”,“十”字与“千”字,“人医王医生”与“牛医汪医生”,都是差不多的,无碍大局。“差不多先生”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他却子孙满堂。今天仍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差不多先生”。北京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差不多先生”。他给一位患了…     

《阳春白雪》许注评略

“元人散曲,作者至多,其词清新俊逸,与唐诗宋词可以鼎足。”(《吴梅戏曲论文集》第137页)然散曲研究,起步既晚,诚不若杂剧倍受青睐,更遑论与唐诗宋词并重。之所以如此,要在资科匮乏。元之散曲选本,流传至今者仅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四种而已,曲之别集而流传者亦仅有张可久、乔吉、张养浩、汤式四家,且后者已属明人。殆至今之治曲名家隋树森先生殚精竭虑编成《金元散曲》,读者始知元人小令竟存3853首,套数457套之多。是谓元人散曲之蔚然大观。然而作者意在“冀得元代散曲之全”,并无注释,一般读者仍难甚解。有鉴于此,不少学者亦曾尝试选注元人散曲,付梓问世者并非罕见。诸如《元人散曲选注》(王季思)、《元人散曲选》(羊春秋)、《元散曲选析》(傅正谷)、《西湖散曲选》(吴战垒)、《元人小令选》(卢润祥)、《元人小令二百首》(王瑛),亦各具特色。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