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机制与放大效应

从建构论的视角来看,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真实信息匮乏催生了无端的焦虑,社会信任缺失加强了"一坏百坏"的污名心理.信息是风险放大的关键因素,找到放大的节点,将真实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频繁重复、详细而准确地描述,可有效地预警和化解风险.     

论新媒体的风险放大机制与应对策略

现代风险具有复杂性、全球性、建构性等多重特征,而新媒体技术在承载现代社会风险信息发布、传播、沟通、存贮的同时,也无法摆脱作为现代风险放大机制的结构性困境.新媒体技术构造下的新型时空关系、新型主体、新型传播交流结构和多元利益主体都可能生成现代风险的放大机制,使人受制于当前并不存在的、抑或想象、夸大、虚拟的风险.良好的新媒体传播环境、健全的新媒体传播监管及法制规约以及有效的新媒介风险传播素养教育将有效地化解或削弱现代风险,建构健康的、具有抵御能力和反威胁能力的风险文化.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与法律规制

网络时代,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获得了新的场域,环境风险信息通过网络实现放大,产生涟漪效应,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次级后果。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规制立法相对滞后、现实利益表达机制不畅、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环境风险应对失策等。因此需要完善环境风险网络沟通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环境风险网络生成的法律预防机制,构建环境风险相关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健全环境风险网络社会放大的监管追责机制,以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角度。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人生风险内涵的理解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解决好群体性事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一个重大主题。政府应借鉴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及其"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结合我国实际,找到缓解社会冲突的对策,进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广东陆丰乌坎事件是一个好案例,值得分析。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及其中介机制——基于典型社会事件的过程性分析

信息生产是理解社会活动的关键,也是深入描述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重要工具。社会事件的演变过程是问题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问题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带来了信息的持续增容和快速扩散,推动社会问题获得更多外部关注,建构了推动问题解决的信息机制。本研究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典型社会事件及其问题解决过程为对象,以问题信息及其扩大再生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探讨社会多元主体是如何共同建构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的,具体梳理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源头、参与者、内容和方法等,多维度描述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运行场景及其交易过程,进而提炼出痛苦表达、共同生产、演绎升华以及权力枢纽四种中介机制,以阐明信息扩大再生产是如何推动问题得到解决的。从信息角度阐释了社会事件的演变过程,推进了对于社会事件内部过程的细致描述,也有利于深入解读社会治理的运行过程及其演变逻辑。     

媒介事件与社会进步思考——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媒介事件为例

21世纪的中国,媒介事件呈喷发性增长,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媒介事件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中叶,期间观点和著作颇多.随着研究背景的变迁,媒介事件体现出诸多新特点.本文期望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探究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媒介事件的新变化和影响,并提出相关的问题.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是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因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风险社会正逐渐超越经济语义成为公共话语。但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缺乏实践性,更多的讨论将围绕公共危机展开。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基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全球治理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根本之道。     

风险的社会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研究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关于风险的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风险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的转向。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概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根源,然后介绍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内容及其发展,还涉及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中的反身性问题,最后从马克思的实践论角度对风险社会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     

微信时代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感知——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目前,以手机终端为依托的微信传播技术不仅给社会传播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且给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获取以及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判断,甚至政府的风险决策与治理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案例——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作为探讨对象,结合相应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了在此案例中微信传播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即传播内容庞杂未见明显的“沉默螺旋”的显现,传播态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动,传播迅速集中但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研究认为,正由于这样的传播特征加之疫苗风险本身的特征与个体的偏颇性解读,使公众对“问题”疫苗事件产生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结果.因此建议微信时代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风险,风险沟通要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进行,要引导公众对风险议题进行持续理性的关注等.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风险社会与人的个性

风险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人造风险,它起源于人追求自身个性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环境,引起个性风险的发展困境。反思风险社会中人的个性发展的风险,要求我们将人的个性风险自觉地纳入到人的发展追求之中,处理好超越个性风险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