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运作研究

我国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煤炭资源开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为使煤炭资源开发能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必须建立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为构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需要着力解决“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及“如何补偿”这三个关键问题,并从政策上对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做出保障。     

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理论和我国生态补偿实践,考察了煤炭资源开发企业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截面数据,对煤炭资源开发企业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工艺水平对企业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企业投产年份、环境破坏程度和外部批评情况对企业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西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工业生产基地,长期高强度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对山西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从生态补偿标准量化、资金筹措与使用、法律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立山西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新疆煤炭资源开发成本补偿标准范围研究

文章围绕煤炭资源成本补偿问题,运用使用者成本法,确定成本补偿标准范围的下限值;提倡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足额成本补偿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煤炭行业的正常收益,以确保煤炭行业的活跃发展,将煤炭开发企业超社会平均收益的部分确定为成本补偿标准的上限值.为确保成本补偿标准的现实意义,探究确定最佳成本补偿标准区间,根据最终的成本补偿标准的测算结果,以煤炭开采企业销售收入的8％～13％作为补偿标准的范围区间.     

水源区生态输水治理补偿标准研究——以东北沟流域为例

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东北沟流域为例,探讨了生态输水治理的补偿标准。从直接投入费用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输水治理的总成本,以生态价值的增加作为生态输水治理的收入。引入用水效益系数作为生态收益分区的标准,确定出对东北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生态输水治理后总的生态收入为每年16 317 670.98元,受水区每年享受了77.4%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每年享受了22.6%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承担生态输水治理的全部成本,生态输水工程实施后,受水区给水源区补偿标准应为每年2 258 637.48元。     

洞庭湖区蓄洪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澧南垸为例

以澧南垸为例探讨的洞庭湖区蓄洪垸生态补偿机制,包括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补偿运行机制等。补偿主体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并由政府补偿逐步过渡到市场补偿。澧南垸生态补偿标准约为6 000元/hm.2a。补偿方式有政策补偿、资金补偿、智力补偿等。政府部门要通过承担责任、制定规章、加强宣传等办法促使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并制定一系列的生态补偿措施。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在我国已经践行了5年有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补偿的客体限于部分树木和其他木本植物,补偿标准确定不科学,补偿金的利益分配不均衡。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制度和软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的补偿主体,建立各种地方性、自治性生态补偿条例;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应该建立过硬的森林管护队伍,加强群众森林生态意识,积极申请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的林业项目。     

论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构建——以稀有金属矿开发为例

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对于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确保我国稀有金属矿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问题非常严重,文章以稀有金属矿开发为例,对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对国内外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立法规定及其机制和政策进行了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框架,以期对我国《矿产资源法》的修订、《稀有金属管理条例》的制定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外部性及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七里海湿地为例

出于对湿地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将许多湿地划为自然保护区,禁止农民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文章从外部性理论出发,提出解决湿地保护区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生态补偿.同时以天津七里海湿地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分析了在该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即建立湿地保护区对当地农民的发展空间、生存空间和环境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制,对其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次,明确提出当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为市县政府、周边地区及当地受益企业和机构;最后,对其价值进行了货币化表示,确定了补偿标准.     

关于江西铀矿资源开发之生态补偿问题的若干思考——江西铀矿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措施探讨

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保护问题的有效途径.当前,江西铀矿资源开发在生态补偿上面临资金不足以及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创新机制,使投融资模式多元化,改变惩罚性补偿手段,以利益驱动生态环境治理,强化法规制度建设,必能有效地解决江西铀矿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问题.     

江苏沿海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江苏沿海分布着重要生态功能区,沿海开发中生态补偿的主要类型为自然保护区与海滨湿地补偿。生态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技术补偿、生态移民和建立绿色账户等。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为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上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重点要以生态红利（现金）直接补偿给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企业和政府。     

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定量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中的作用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主体利益十分复杂,因此补偿标准的确定便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安康为例,定量评估了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标准.     

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利益协调机制研究——以准格尔旗为例

开发煤炭资源给准格尔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也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引发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问题。本文在调查准格尔旗煤炭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矛盾及其原因,并根据矿产资源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如何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尤其是保护农牧民的利益,最大化资源开发对资源所在地的贡献,构建并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使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前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基于多维嵌套期权的矿产开发生态补偿额核算模型研究——以“锰三角”为例

矿产开发过程是一个延迟期权、扩张或收缩期权、放弃期权、转换期权等各种期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将矿产开发过程中各种选择权（暂时关闭、永久关闭、重新开工等）嵌入到其现金流量的形成过程中,可建立多维嵌套期权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额核算模型。通过以“锰三角”为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嵌入成本的实物期权估值（ROV）法比净现值法更能体现不确定条件下矿产开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净现值法核算中资源价值在现金流的各种期权无法恰当反映,因而生态补偿额的计算结果远小于正常应付额。因此,建立多维嵌套期权模型,科学计算生态补偿额度,对于尽量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减少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推进矿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建立黄河三角洲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

在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已在农业、资源开发、河流治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实施,较好地解决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东营是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战场,生态环境存在较多问题,保护和建设资金匮乏,急需构建运行合理、兼顾多方效益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东营市的生态环境情况,应本着"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重点在油气资源开发、湿地保护和林地建设等领域,依据合理的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进行生态补偿。可通过争取国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税费方式向破坏主体和受益主体征收、市场化融资等方式筹措补偿资金。     

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辨析——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是如何确定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山西省太原市2003年大规模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之后,不断探索和践行新的拆迁补偿标准,经历了没有统一标准、以"房"为依据制定补偿标准、以"地(宅基地)"为依据进行补偿几个不同的阶段。以"房"和以"地"为依据进行拆迁补偿,各有利弊。在今后城中村改造中,最合理最科学的拆迁补偿标准应是以"人"为依据进行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     

生态补偿的地方立法研究——以宁夏为中心

加强生态补偿的地方立法,既是理论界的共识,也是地方生态补偿实践的迫切需要。宁夏作为生态脆弱省区,应当借推动"生态立区"战略契机,研究制定《宁夏生态补偿条例》,并在条例的结构和具体制度上进行前瞻性的科学设计,使其真正成为一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立法,从而为宁夏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并为全国其他省区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及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既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极为尖锐,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云南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存在科技支撑不够、政策法规滞后、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必须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