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清真文化”论

“清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本文是从狭义上提出这一概念,也就是回族“清真文化”,体现了回族文化内在特质。我们认为发现和挖掘回族“清真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文化发展所应具有的一种“自知之明”。当代回族“清真文化”的“美人之美”对于回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极地文化的起源和雅隆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一、极地文化的起源 1.“文化”和“极地文化”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自然界的一种特殊物种——人,人类学中的民族学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的某一种群的内在结构、变化,要达到这些目的,其主要的探讨对象就是文化。《周礼》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用以教化社会,完成社会使命。因此,汉语“文化”一词的本意是指的“文治教化”,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文化知识”、“文化水平”之类的概念。     

“沧浪之水”今何在?——文化生态系统视域下的文化生成、传播与实证研究

文化生态系统是特定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础.文化内在的“生成性”特征决定了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文化是特定“时间-历史”情境中的主体不断建构的结果,建构形成的“文化”又在新的“时间-历史”情境中得到继承、诠释和传播.纵观以“沧浪之水”为载体、以“有道则出、无道则隐”为核心的“沧浪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全过程, “沧浪文化”从文化的原始生长点出发,早期为扩展扩散,后期为迁移扩散;经由地理表征“升华”到经典文化中,又从经典文化“落实”到地理表征上的双向互动的生成和反身建构过程.就现实意义而言,不同地域的同类文化之间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关系,绝大多数地理性的“文化正宗”之争可以就此打住.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论蒙古族科尔沁文化

科尔沁文化是指蒙古族科尔沁地区的区域文化。“科尔沁”既是蒙古族古老部族的概念,又是地域地理概念。科尔沁文化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草原文化多元一体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韵,这主要取决于科尔沁的独特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科尔沁文化内涵丰富,里面蕴含着“崇尚英雄”、“辅佐社稷”、“追求发展”、“热爱故乡”、“保护生态”、“坚忍不拔”等人文思想。特别是科尔沁文化所折射出的“坚毅、包容、创新、进取“的人文精神,为我们今天建设先进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优良传统应当很好地继承,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为科尔沁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关于保护湘西民族民闻文化传承人与建设文化湘西的思考

湘西自治州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文化湘西”战略目标，要求全州文化部门加强文化体制改革，优化文化发展环境；要求全州文化工作者树立“文化立州”、“文化兴州”、“文化强州”理念，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先进文化，通过两种文化精髓的融合，实现建设“文化湘西”的战略目标。     

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认同

作者认为 ,客家界定之“民系”概念有别于“民族”的概念。“族群”概念的引入 ,使得客家研究更具学术自主性与操作性。而“族裔实体”即为“文化的承载单位”理论的介入 ,人们更注重客家文化的研究 ,族群认同—客家认同 ,实为一种文化认同。“民系—文化”论与“族群—认同”论成为客家界定中两个基本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依托文化旅游业，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西藏为例

“文化旅游”是旅游类型的一种分类范畴，核心在于“文化”,功能在于实现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文化价值的传播传承。处理好对文化的内涵解码、艺术化呈现和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运作后，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及其经济效益诉求自在其中。对于像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区域，以文化旅游承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重要。当前西藏文化旅游业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文化偏颇”、“文化浮掠”、“文化失真”等现象。从文化旅游业的特质、功能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得出应高度重视“树立共同体精神承载理念，重点开发共同体文化资源，打造共同体文化旅游品牌”的结论，从而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目标。     

试论“刘三姐”经典传播中的文化借重模式

“文化借重”是指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为获得赢效的传播效果,自觉地利用其它优势或强势文化符号,将其作为传播的主题要素以助其传播成功的一种特殊策略.“刘三姐”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误读”与“挪借”模式、“印象”模式、“寻找”模式、“经典重绎”模式、“异质同构”模式和“恶搞”模式等六种模式,以期由对“借重模式”的讨论而引发了今后如何对文化资源加以激活利用的思考.     

论侗族文化的女性思维偏向

侗族文化具有女性思维偏向,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体现在侗族的“月亮文化”、“补拉文化”、“前喻文化”中。     

从“草根全球化”到“文化边疆”的建构——基于瑞丽市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调查

“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延展,而是对空间想象的研究探索。全球化的“流动”正在边疆地区发生,人类学家试图以民族志的形式来描绘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变迁图景。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呈现出“草根全球化”的个案,通过“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得以展现全球化的多样性。跨境实践的情境中,边疆地区正呈现出其空间性与社会性。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外籍学生,在实践自身策略的同时也参与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之中。他们自身同样受到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的“形塑”。全球化语境中,边疆不再是地理的“边缘”,跨境实践中的边疆地区正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文化边疆”成为了文化的“中间地带”。     

文化移入

“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是指文化传统不同的社群遇到一起时所出现的种种变化,这一术语已广为美国人类学家所接受。英国人类学家以及受其影响的非洲,大洋洲、亚洲学者一般都把这方面的研究归结为“文化接触”。“文化移入”一词及由此派生出的概念与“文化接触”这一简单明了而又注重环境发生变化的术语不同,含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习惯用法认为“文化移入”是指文化的同化或一系列文化特质为另一系列文化特质所代替,就个人接触情况而言,或多或少是有这类文化移入的。在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对“文化移人”是适用于变迁结果还是适用于变迁过程,看法往往是明显不一致的。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 ,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 -撒克逊优秀”论 ,在美国国内 ,他主张用以盎格鲁 -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 ;在国际上 ,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 ,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 ,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仪式空间与文化亲昵的呈现及表达——基于H镇各民族祭鄂博仪式的调查

仪式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象征着“地方”情感与“民族”情感，展现出“文化亲昵”与“文化尴尬”相伴而生的现象。在H镇祭祀鄂博仪式空间的营造、营造后的博弈以及仪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话语的过程，“文化亲昵”由于历史传统、族群认知与社会区分、国家文化整合等一系列因素而呈现出发生—区分—聚合的过程，显示出凝聚与竞争、不稳定与稳定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竞争与不稳定中产生了“文化尴尬”，又在凝聚与稳定中消解了“文化尴尬”，形成了融通的“文化亲昵”。融通的“文化亲昵”是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亲昵中形成的“地方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言回族文化研究

党的十七大将我国的文化建设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要求“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为此,民族文化工作者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为目标,为建设多彩、和谐的中华文化作出努力。     

西藏本教文化与纳西东巴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十三札拉神》中的“威玛”与《东巴文化真籍》中的“尤玛”为例

在西藏本教文化的视野里,纳西东巴文化中的“尤玛神”,藏语称“威玛”,藏文转写为“wer—ma”,“威玛”在象雄语里被解释为保佑人类的非人（鬼神）之一种。随着纳西格子藏文碑的出土,“威玛神”在纳西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755年以前。通过纳西东巴文化中的尤玛神与西藏本教文化中的威玛神比较研究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尤玛”与“威玛”是同一个神系在纳西东巴文化和西藏本教文化中的存在形式,同时可以发现这个神系比较庞杂,想找到完全相同完全相一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尤玛与威玛”现象说明纳西东巴文化与西藏本教文化之间普遍存在进行互识互证互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价值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个人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的,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从“文化资本”这个角度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化“盲流”,时代的青春痘

“盲流”,顾名思义就是盲目流动的人,这个被不公平地赋予了一些贬义色彩的词条一般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我们将这个词条移用到本期“文化”专题中,主要是就这种文化现象的非正统地位及其盲目流布、肆意泛滥的状态而言的。在崇尚文化的今天,形形色色的文化“盲流”占据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就像是“青春痘”,让你痛痒难当,却又无可奈何。"想想以前,我们的文化多么正统、庄严。"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化,五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文化,七十年代的“样板”文化,八十年代的伤痕与反思文化——它们镌…     

回族研究的新视野:一个方法论的讨论——兼评杜磊《中国穆斯林》

本文试对杜氏著作做一简要评述并对回族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进行讨论。认为“回族研究”是对回族的“人”和“文化”的研究,是对“今天的人和文化”（现实社区）进行共时的研究,但也不应忽视对“昨天的人和文化”进行历时的分析。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外国学者对回族的人类学研究存在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性”问题──无论是参与观察中对回族文化的难以“进入”还是对回族的文化解读都“洋溢”着研究者本身的文化气息。在对杜氏的“社会身份”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成见”进行简单商榷的同时,笔者也隐约感觉到国内外回族学界似都有检讨自己的必要,即研究者自己的社会身份对他的研究有何影响？他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研究对象？     

“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善用与创新

近年,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生”,社会掀起了一潮又一潮的“国货热”“非遗热”以及“古装热”“国潮热”,而也因当下时代新人对“国潮”的追捧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逐渐强大的革新力传承和发展,并逐步焕发出新一代的生机与活力。出现这一现象,也正是社会大众思潮及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在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文化依据和身份,而进行“国潮”设计,则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展示、创新及传承与发展的舞台。本文从出现国潮文化的现象与动因角度出发,就国潮设计和优秀传统文化间存在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潮设计中的有效善用及创新方面进行深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