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干部年轻化的春风从城市吹到农村,坐落在云南个旧市锡城区的老冠村当然也不例外。52岁的彝族女干部邱小焕从大队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了。奔波了几十年的邱小焕本打算管管家务,安度晚年。没想到一回到村里,大家就非推选她当村长不可。孩子说:“大队长都不让你当了,还当啥村长!有本事我们自己发家!”老伴     

走进那片金色的森林——读鄂伦春人何青花新著《金色的森林》有感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鄂伦春民研会的办公室里,我得到了鄂伦春族长者何青花著的《金色的森林》一书。这本书帮我们走近和亲近曾经在深山老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因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动,到阿里河镇,我专门去拜访了老人。见到她时,她特地拿出珍藏的“老照片”让我看,并在我的一再请求下,还送给了我一张。看完后,她又认真地把影集重又放回卧室内的一只古旧而质地优良的箱子里。她还找出几本自己已整理出的鄂伦春语词、词组汉语拼音标注和词义注释,并告之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使我想起书的“后记”中老人很诚恳的…     

从政从文两相宜:《岁岁年年》漫笔

今年夏天,正值我退休整一年之际,一部题为《岁岁年年》的长篇小说书稿意外地交到我的手中,使我重操旧业,又当了一回责任编辑。接到书稿,自然首先要问作者是何许人。这一问,不禁令我暗暗吃惊:他叫龙志毅,彝族,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已年过七旬,垂垂老矣!这使我立即联想到了王蒙在《周扬——目光如电》一文中写道的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周扬“在一个小范围”内“苦口婆心地劝导作家们要以大局为重”,“他说作家不要骄傲,不要指手画脚,让一个作家去当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领导,不一定能干得了。他受到了当时还较年轻的女作家张洁的顶…     

重进苗山

每逢走进苗山,我总是喜欢在老房东二婶家落脚。今天,我又来到苗山,自然,我是向着二婶家走去。一年多的日子不见,二婶越发福了。看她那满面红光,就知道她日子过得有甜头。二婶见我,突然一怔,然后十分兴奋地说:“云仔呀!是你回来啦!一年多来可望你得很哩!”说着连忙放下手里的簸箕,帮我取下背上的被包,招呼我休息、喝茶,还连忙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红茹粥塞到我手里,对我说:“走这样远的山路,一定饿坏了,快吃一碗填填肚。”我一边喝着粥,一边回答她问我的问题,真像慈母关怀远归的儿子一样。忽然她停了停又笑着对我说:“云仔呀!这回可折磨你啦。令夜恐怕又要在这里搭个临时铺罗!”说着她用手指了指我第一次睡地铺的地方。我调皮地回答说:“那里都行,只要是在二婶家,挂钩也得。”但我转念一想:“我的老     

访皇姑

走在去她家的路上,我不时想起,溥杰先生曾对我说:“我的二妹从小生性活泼,在清规戒律森严的王府中,我们兄弟姐妹都死板板的,唯独她敢在祖母面前撒个娇什么的。”这几句话不知怎么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觉得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这位二妹,在王府深闺中长大,是位娇滴滴的皇姑。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了,但她总还会有些与众不同吧!     

一位美裔华人滚烫的中国心

半个世纪前,一位美国女大学生与一位中国留学生喜结良缘,并随夫君来到遭受战争重创的中国,面对战乱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她没产生回国念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她笑对饥饿和贫困,对黄土地一往情深。“文革”中,周恩来总理保护了她的家庭,保护了她,并亲自过问,使她加入中国国籍。几十年来,她为中国高等教育呕心沥血,为中美友好奔波。她亲自翻译的七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如今,她6个儿女有5人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她依然钟情着这片黄土地。她说:“中国有我的事业、我的家。”     

《民族团结》伴我人生路

说起《民族团结》,与我还真的十分有缘。每与人提起她,总有一种熟识感和亲切感溢于言表。她的强烈的向心力,有时甚至让我自以为是其中一员,归属意识竟那么的浓烈。这大概是另一种“熟人效应”吧。我是1985年走出校门的一个青年民族工作者。初识《民族团结》,却是在1982年。作为民族院校的一名大学生,班主任老师向我们推荐了几种刊物,其中之一便是《民族团结》。老师说,由于她的政策性、资料性、知识性和生动性,是我们民族工作者的“日用必需品”,也是做民族工作的向导。于是我便欣然自费订阅了《民     

因为我总是在做

小时候,有一次姑姑拿着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如果谁背一首诗给大家听,这个苹果就给她。”表妹背了一首很简单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于是在大家羡慕的眼神里获得了那个苹果。13岁,老师问谁可以胜任班长,表妹举了手,结果班长没当成,却当了学习委员,并且三年连任。20岁,表妹爱上计算机系的一名帅哥,那会儿真的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她考虑了三天三夜,然后抱着视死如归的神情去告诉那名帅哥她的感觉。那名帅哥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就成了表妹的男友,几年后成了表妹夫。25岁,看到一家非常向往的大公司的招聘,公司要求的是本科以上学历,而表妹…     

一条项链

美国的一家首饰店,店主正坐在店里眼望窗外。一个大约8 岁的小女孩走过来,整张脸都贴在橱窗玻璃上,出神地盯着那条蓝宝石项链。她说:“我想买给我姐姐。您能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吗?”店主狐疑地打量着小女孩:“你有多少钱?”小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小心翼翼地解开所有的结,然后摊在柜台上,兴奋地说:“这些可以吗?”其实,她拿出来的不过是几枚硬币而已。接着她又说:“今天是姐姐的生日,我想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她。自从妈妈去世以后,她就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我相信她一定会喜欢这条项链的,这项链的颜色就像她的眼睛一样。”店主拿出了那条项链…     

“小牛拉大车”——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延边州委书记李德洙

金秋时节到延吉,见到州委书记李德洙时,我心里想:嘿呀,真年轻!谈话吋,感到他语言质朴,举止庄重、稳健,同时又感到他朝气蓬勃、充满青春的活力。“这么年轻,就当了州委书记!”这是我的第一句话。“是呀,小牛拉大车,还得使劲儿呀!”这是四十一岁的朝鲜族州委书记的第一句话。“小牛拉大车”,这话很有份量:他谦虚地估量自己,深知肩上的担子重,也表示了要为人民拼出牛劲的决心。     

被白色毒雾吞噬的女教师

<正>为了给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几许精彩,年轻貌美 的中学女教师李娟停薪留职当了“老板”。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尝到了“白色毒雾”的神奇后,不仅花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使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而且为了换取毒品,她开始出卖自己的肉体,最后竟走上了贩毒的道路。2002年6月3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李娟贩卖毒品一案作出判决:李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审判长威严的声音深     

毛主席接见以后

已经48岁的旭仁花,指着照片中那个蒙古族姑娘告诉我说:“那就是我,离毛主席多近啊!”至今,她还非常清晰地记着1964年6月12日这个难忘的日     

挤奶工人莫德格

共产党培养我成了工人經过内蒙古工会代表团同志們的介紹,我們已經大略知道了莫德格在挤奶工作上的优异成就。但是經过几次訪問,她谈过一些事实后总是这样地說:“要不是共产党的培养和汉族工人教我学技术,我一个蒙古族放牛女孩兒能有什么呢?”她怕我們不明白,說了又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說,要是沒有党,我就沒有可能参加牧埸工作,也不可能成为工人。”說着她低下了头,眼眶里噙着兩滴泪珠。显然是想起了过去的痛苦生活。     

我们应当为孩子做些什么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老、少、边、穷”山区、牧区,家长们最担忧什么呢?位于岷江边的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璇口镇上,一位姓蔡的妇女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三中全会前,她家每月仅靠50元养活五口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近几年政策好了,她办起面条加工厂,仅二年光景,家里家外焕然一新。致富后她认购国库券在全镇最多,还时常捐款赞助镇上办托儿所和小学校。全镇都羡慕她。可她说:“我现在最难受的,也是负担最重的事就是我的小女儿。”     

藏族学生的“阿姨”

武汉大学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她。来武汉工作已13年,她依然肤色黝黑透红,身体宽厚结实,气质粗犷洒脱,保持着藏族人特有的风采。喝酥油茶。寒喧。采访进入正题。“听说来武汉学习的藏族学生都叫您‘阿妈’?”“不是叫阿妈是叫阿姨。”她用流利的汉语纠正我。提到藏族学生,她眉开眼笑,话匣一启滔滔不绝。她记不清叫她“阿姨”的藏族学生究竟有多少,她只知道13年中,每一个礼拜天或节假日,她的家里都挤满了藏族学生,饮一杯浓浓的酥油茶,尝几口香喷喷的糟粑,唱一首藏族民歌,跳一曲民族舞蹈,这些藏族学生仿佛又回到了家乡。“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她总是对藏族学生这样说。暑假里,有些年青人干脆搬到这里住下了。有一个叫阿松的藏族女学生得了皮炎,周身溃烂,她发现后非常心疼,带她跑了几家医院才治好。     

不知淮水是天涯

“我从不考虑明天的结果,也从不设想未来.我对教学生舞蹈、对自己,都采取一种强化教育方式.我不喜欢的事我告诉自己从不去想.我只是去做好我喜欢做的事,一步步地走好路.这是我在北京生活30年形成的原则.” 41岁的帕夏古丽手里摆弄着一根健身弹簧,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我,真诚中竟还有几分稚气的可爱.她的学生却告诉过我,这双厉害、挑剔的眼睛曾使他们敬畏过、苦练过. 帕夏11岁从新疆喀什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舞蹈.17岁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度过了她的少年、     

阿角

“阿角还在吗?”“她的情况怎样?”“现在她……”不少人向我打听阿角的命运。是的,人们没有忘记冲破一切阻力,创办了凉山第一所民族学校的彝族女教师。     

广州小伙的西部“走婚”经历

在辽阔的亚丁草原上,住着一支风俗独特的少数民族,这里的未婚男女依然过着“走妹”生活,还带着“群婚”色彩。我一不小心,跌入其中,享受了“走妹”的情趣与欢乐,最后却带着“走妹”逃离了那方纯朴的山水。初出茅庐入山寨1996年,我从广州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之后,自谋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亚丁草原一个仅有几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任教,那年我23岁。在乡政府下了车,我拿着乡政府工作人员给的地图走了近一天的山路。我进了村,遇到一小姑娘,我问她学校在哪里,姑娘拉着我走到一座木桥下喊“老三伯,来新老师了”。原来老三伯是这里的村长兼小学校长…     

妈妈的笑

妈妈爱笑,她的笑让我难忘. 我珍藏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曲眉丰颊的少女在“芝利华”号轮船前欢呼雀跃的倩影.她的短发和裙角在海风中飘动着,仿佛也应和着“笑”.照片背面有两行小字:“我终于踏上了这块令我梦萦魂牵的滚滚热土韦漪涟自题.公元一九五四年.”这小照是妈妈从印尼回国,刚下轮船时拍摄的. 听妈妈说,我的外婆、外公在解放前,由于生活所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广西,去南洋谋生.他们携着漓江边的一抔黄土,含泪告别了这可爱的画山秀水.初到异国他乡,人地生疏,他们受到了弱国国民常受的欺凌.一次,外婆乘车去某地,不知下车的地方,又兼语言不通,向售票员比划了半天,人家也没明白.这时     

寿星之家

1980年国庆前夕,我访问了刚满一百周岁的瑶族老奶韦亚利。老奶家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城厢公社才劳大队瑶族生产队。这个队三面环山,草木青翠,一条河水,抱村而流。这里寿星颇多,韦亚利是年纪最大的一位。我到老奶家的时候,正碰见她从屋里走出来,左手握木瓢,右手提桶,正往猪圈喂猪。我伸手想替她提桶,她执意不肯地说:“你别认为我年老,身体还硬朗哩!”跟她走到猪圈,屈指一数,圈内有猪11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