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朝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中的移民问题及蒙汉关系

清代对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属地内实施封禁和蒙汉分治。随着清初顺治年间官方招募移民以及为谋求生计汉族的自发移入,汉族人口的数量不多增多,封禁政策受到冲击,蒙汉关系也发生变化。嘉庆五年(1800年)下旨可"接地养民""以资蒙古生计",将处理郭尔罗斯前旗蒙荒开垦的原则和办法,载入《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并通告各蒙旗,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即彻底废弃原有对蒙封禁、禁垦蒙地的政策。光绪朝有组织地把大批汉民移入蒙旗,大量拍卖蒙荒,使得蒙地发生社会变革。自此蒙地封禁和蒙汉分治政策最终瓦解。汉族人口的迁入过程中出现了土地私垦,在光绪朝最终被迫招垦开办蒙荒,在札萨克图王旗夹杂着蒙、民矛盾与纠纷。但是随着蒙汉之间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客观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试论清末东北八旗体制的变化

清代东北为满洲发祥重地,其统治机构不同于内地各省,实行旗民二重性体制。 旗制体系:(一)“盛京五部”,即盛京户、礼、刑、工、兵五部。户部掌征收官庄旗地租税,支办将军衙门的经费,裁判户婚田土诸事。如内务府是皇庄有粮、盐、棉等庄,皆设庄头管理,至秋后由户部奏请简派大臣会同征收。礼部掌福陵、昭陵、永陵祭祀,并三陵祭祀之物品,官地瓜菜、鱼泊等供给,皆由礼部监理。刑部掌裁判旗人犯罪事件,并旗人对汉民的犯罪案件。工部掌营造修缮坛庙陵寝宫殿祠宇,并监理采木山场。兵部掌检阅军器、监射、驿传、稽察边门、铨试等。(二)东北三将军的设置。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定鼎北京,以盛京为陪都。清廷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顺治三年(1646年)改总管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吉林顺治年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吉林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命萨布素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官管理各地方旗民。     

成汉前期巴蜀之民外流及其影响

公元四世纪初发生了数十万巴蜀之民向外流徙的事件.它是由秦雍六郡流民与巴蜀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引起的.到成汉开国之际,逃亡的巴蜀之民大都散布在荆、湘、宁三州,以及汉嘉、越嶲、牂柯、朱提、建宁、兴古、云南、永昌等地.其结果,使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受重创.这是四川移民史上一重大事件,对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东北行政体制的改革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1907年4月20日),清廷颁布谕旨,改革东北官制,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建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这次改革,结束了清代东北延续二百多年的旗民双重行政体制,旗民两系一统于省,从此,东北跨入全国行省行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在东北行政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查这一历史过程,探索其变革的原因,对于认识行政体制演变规律是有意义的。     

简述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自缢”之谜

色旺诺尔布桑保出生于清朝同治初年,清朝光绪十六年袭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图亲王职爵,后任哲里木盟盟长。他在位期间由于横行暴敛,残忍无道,被旗民百姓称为“道格辛大王”（意为凶暴的王爷）,其后被属下家奴花里亚孙等人追问其暴行时“自缢”身亡,本文主要叙述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自缢”之过程和花里亚孙等人的反对封建势力的历史意义。     

论清代荆州八旗驻防

清政府在荆州实行八旗驻防，由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实际兵额始终维持在四千名左右，由一名将军统管。荆州八旗驻防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在荆州城内满城居住。驻防旗人与荆州民众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主流还是和睦相处。荆州驻防的设立对加强本地控制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

本文就清前期中俄关系中与理藩院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一谈理藩院在中俄关系中的历史作用。 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公元一六三六年七月(崇德元年六月)设立,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我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为实现进取中原,夺取明朝天下的基本国策,解除后顾之忧和道梗之患,逐渐臣服漠南蒙古的产物,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朝对漠南蒙古关系和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一六三八年八月(崇德三年六月)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最初,理藩院只是清朝专门治理蒙古事务的机构。     

光绪末年锦州官庄土地丈放执照考述

顺治初年，清廷在山海关外辽西走廊狭长地带设置了锦州官庄。由于锦州官庄的内部矛盾日渐加剧，盗典官庄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之清末外兵入侵，国内变乱频仍，清朝决定丈放锦州官庄。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在锦州设丈放局，开始丈放锦州官庄土地。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湘语的历史

战国时,楚国征服了湖南全境,楚人大量移民湖南。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即楚语,楚语是湘语的源头。楚语进入湖南,与湖南土著民所操的语言发生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南楚方言。南楚语形成以后,湖南地区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南楚语受到移民语的侵入。到明清时期,近代湖南方言格局基本形成,湘语区产生。     

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要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广泛主体提供了根本行动准则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把宪法引入司法领域 ,通过宪法司法化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真正树立宪法权威 ,以宪法的司法化限制公共权力 ,规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公民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当前需要从认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入手 ,通过纠正人们对宪法认识上的偏差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制度 ,有效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清代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及对现代监察建设的启示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完备。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 时期监察官员选任、管理制度的探讨，对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有所借鉴。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清代的 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作者借鉴历史对当今的监察制度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应 保持监察系统的独立性，加强监察立法，严格对监察干部的选任、管理等等。     

高校职工住房物业管理初探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房改售房,产权的多样化形成了新的格局,突破长期奉行的封闭型管理,把高校职工住房管理推向社会,走建房、维修管理住房的社会化道路,是住房商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后勤改革社会化的需要.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是中央民族大学争创一流的根本保证

中央民族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和高水平的政工队伍。同时要进行制度创新,创建一套人才辈出的良好机制。只有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中央民族大学争创一流才会有根本保证。     

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现状的思考

行政监察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行政机构制定的行政决策能否有效地予以执行的有力保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承担社会管理的行政机构的任务也相应地日益复杂.行政活动如果缺少了行政监察这一环节,就很难做到快速行政、有效行政.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监察制度的一些建议.     

WTO与我国行政法治的价值取向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的影响是全面的,因为WTO规则主要是经济行政法规则。WTO对我国行政 法制度变革提出了“服务、公平、公开、效率”四大方向性的要求。     

试论我国的政府信用及其建构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加入WTO我国政府的信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政府信用出现了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研究政府信用的有关问题,加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诚信教育,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建构现代信用政府。     

债转股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债转股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从企业的道德风险、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债转股后的资产报酬率、资本市场和中介机构等方面就债转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