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的五四浪漫主义诗学

英国浪漫主义和其他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学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建构的重要知识背景.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在规模上不及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在诗学理论上,它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影响启发下建立起来的;在文学创作上,中国浪漫主义诗学是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品的译介并与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相结合形成自己特色的.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同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诸多共同或相似的特质和样态,包含着本国传统文化典范的"潜在倾向",事实上制约着对外来文明的解读,进而规定了接受外来文化的重点、范围,也规定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     

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意识

"天才"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口号之一,凝聚着浪漫主义诗学之精髓,对"天才"意识的体悟是理解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从莎夫茨伯利到康德,"天才"一词的意涵不断被丰富与充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命体验思潮的萌动奠定了基础;区别于柏拉图诗学,"天才"标志着艺术创造力由"神力"向"人力"的转变,艺术家取代上帝主宰现代艺术发展路径;鉴于浪漫主义诗学内蕴的超验维度,"天才"化身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斗士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其扮演的先知形象亦是深入人心。以上三个方面是梳理浪漫主义"天才"意识的重要线索。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及其命运

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诗学有一个复杂的发生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由充分肯定到完全否定再到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由对西欧和美国式的浪漫主义的模仿到经过日本和苏联式的政治变迁再到中国式的“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不是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翻版,它具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征。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输入中国后,虽然失去了许多浪漫主义固有的“本质规定性”,但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中国性”,我们之所以还承认它是“浪漫主义”,是因为它的基本倾向仍然保持在“主观”的范畴,它所糅进的“现实”因素更多的是带有“想象”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性的现实”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对浪漫主义思潮的一种解读

浪漫主义通过在认识论层面把行动的“我”由启蒙的“不在场”状态移至原点地位,从而把自我概念从启蒙的既定存在转化为活生生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创造活动。以此为出发点,浪漫主义认为政治价值来源于自我的创造,而非启蒙思想设想的由共同人性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由此带来全新的、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关于政治价值性质的观念:把人联结为政治共同体的是情感,而非理性;以内省的政治价值标准反抗外部有效性的政治价值标准;以多元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主张反对启蒙的价值和谐理想。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重复的三种诗学功能

居于重复来研究文学,成为20世纪诸种研究方法的切入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重复诗学的研究已根深叶茂。学术史表明,人们往往只是将重复作为洞烛微明的有效工具,而对工具本身却缺乏应有关注。本文力图描述重复诗学的核心问题,即其基本的诗性功能。拟从重复之间的不同关系入手,推定出三种基本的功能形态：再现式、反讽式和互文式。进而发现,这三种功能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彼此交织缠结。任何重复所衍生的意义,都是这三种功能合力的结果。而且,它们在不同重复现象中显现出来的力度各异,也就带来了诗性意义的复杂多变。     

成仿吾诗学理论浪漫性特征论析

成仿吾是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艺批评话语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文学批评家。他的文艺批评理论是以情为脉的浪漫诗学话语,但成仿吾的文艺批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单纯清晰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观,而是从一开始的模糊的浪漫诗学批评理论到注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因素,形成具有成氏特色的,具有哲学性开放性的浪漫诗学批评话语。     

狼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的本源文化意义就是罗马主义,实际上指涉着企图"复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罗马享乐文化,而罗马享乐文化的"复兴"背后暗含着启蒙主义者对自身理性局限的反省———自发情感、个性与灵感同样是人这一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浪漫主义的压制实质就是对人这一主体成长的压制。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郑谷诗学观探微

通过对郑谷现存诗歌的爬梳剔抉,挖掘其论诗诗显现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前人自成一体的倾向,并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探究郑谷的诗歌思想.     

解构主义诗学评析

解构主义诗学在诗学史上实现了后现代的转型,它建立了一个与传统诗学不同的文本观、文学史观,解放了读者.但是,解构主义诗学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在反本质主义了走向了虚无主义,过份强调阅读自由,使解构主义诗学自身也陷入了被解构的境地.     

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精神价值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人文观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等方面入手,在对“仁”、“礼”、“情”、“德”等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中,着重论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传统和精神价值。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浅析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超越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局限,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狂欢化诗学"丰 富了人类的生存体验,提升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蕴含,为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易经》英译的诗学探究

《易经》是一部极具文学性兼哲理性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易经》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导致了其在字词、句式和修辞层面的翻译难度。因此,语言文字层面,应该注意上古时期文字的特点,在准确把握文字训诂同时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心理等因素;句式层面应该注重译文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美的重现;最后还要在修辞层面做到准确把握《易经》卦爻辞中所隐藏的内涵,真正体现其精神思想和实质。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