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风

终唐一代对官吏的诠选、考课、监察、恩惠以及高薪养廉等诸方面的措施与政策,敦促官员廉洁奉公,形成了奉法循理、勤政爱民的官风。唐代统治者在总结前朝载舟经验和覆舟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选官制度,严密了官吏监察、考核制度,选拔出一大批居官鲠正、为政清廉的官员。     

浅谈元朝的官吏制度

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主掌行政、军事、法律、民事等各类大权职官的权力范围，严禁越权和渎职行为。同时还强调官吏的个人责任制和集体负责制，还禁止官吏久居其职及亲属贡职于同衙门。终元之世，在官吏的铨选制度方面，注重推行重知识和才干的法令。     

唐代清廉政风形成原因探究

本文认为由于唐代对官吏的铨选、考课、法律监察以及高俸薪等方面的具体政策，促使官员廉洁奉公，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政风。     

天下看点

俄罗斯院立法禁止官员有海外账户俄联邦委员会近日通过法律,禁止高官、公务员、上下院议员、法官拥有国外账户以及在国外银行拥有有价证券。禁令适用于担任联邦和地方国家机构职务的人、副总检察长、央行董事会成员和官员,这些职务由总统、政府或总检察长任命。     

《刘昭墓志》所见唐代官员廉政事迹及现代启示

廉洁奉公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官吏是研究廉政文化的基本对象,唐代勤政为民、公忠奉国的官员亦具典型。其中,刘昭是唐代清正廉洁官员的缩影。细揆其墓志,可见他的廉政事迹具体有三方面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严以律己、德行清明;在家风建设中,他建立起忠孝仁义、恭谨礼让的良好家风;在为官从政上,他廉洁自持,从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其事迹为后世的廉政文化发展也提供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

马克思用资本的所有制作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因素,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样一个阶级定义适合于用来分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阶级结构,那就有问题了.例如,二十年代苏联学者发现,用这个阶级定义去分析亚洲社会,就遇到很大困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封建领主之所以取得权力和大部份剩余产品,不是因为他是财产所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官员.因此,封建中国的官吏是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引起许多争论.     

公职人员的道德责任:众人参与,谁应负责

官吏应对其所作所为负道德责任.对这一问题的论证,有人使用等级模型,有人使用集体模型.按维贝尔的说法,现代政府中各部门都有管辖范围,划分上下等级,上级监督下级.同时,政治又与一般行政分开.行政官员只执行政治家已决定的政策;大多数官吏只遵循上级指示,执行政策.他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天下看点

正尼泊尔:拒绝个人登山者为了减少事故,尼泊尔旅游部2017年12月30日宣布,正式禁止个人登山者攀登其境内山峰,包括尼泊尔境内部分的珠穆朗玛峰。这一规定同时还禁止双侧截肢者和完全失明的攀爬者,在没有医学证明的情况下攀登珠峰。一名尼泊尔旅游官员说,新法律的出台是为了使登山更安全,并减少死亡人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论唐朝盐专卖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唐朝前期采取的是直接专卖制度。第五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第五琦盐法的核心内容是官产官销,政府完全把商人纳入到自己的官营商业体制当中。安史之乱后,刘晏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其核心是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刘晏盐法改革,在内容和性质上较之前代都有变化：从内容上看,把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变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性质而言,从官府直接专卖变为官商混合的间接专卖。唐后期的盐业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来制定和实施的。这种盐业政策对唐王朝的中兴和衰亡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今天的盐业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启示。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的蝗灾再认识

唐代蝗灾严重,蝗害导致米价、粟价上涨,导致饥荒,影响士子应举。＂灾异天谴＂说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占有很大的市场。佛教文献中有专门预防、消除蝗害的咒语。当时出现了罕见的食蝗现象。统治者在面对蝗害时,采取了＂祷祈＂之法,当然,皇帝也通过下罪己诏,以正仓、义仓进行赈贷,并遣使者进行慰问,令灾区政府收葬死者、为受灾农民发放种子等措施来救助灾民。一些良吏也在各自境内采取了预防蝗灾、救灾的措施。当时的捕蝗方法主要有焚瘗之法,遣使者捕蝗,出赏钱鼓励民众参与捕蝗。姚崇灭蝗的功绩及焚瘗之法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不过此次捕蝗为后世提供了治蝗的经验。另外,唐代出现了生态灭蝗的现象。     

唐代人事制度考论

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唐代人事制度,不仅迥异于魏晋人事制度,开古代中国中古时代之后用人选官及世界文官制度之先河,而且其在选拔、录用、考绩官吏等方面体系化的、较为科学完备的制度措施,既是构成贞观、永徽、开元年间吏治清明乃至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行政机构和人事制度深刻改革的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

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     

从唐朝忠臣到护佑北京--宋元明时期二徐真人信仰的发展历程

从南宋到元代,福州二徐真人信仰的信众为了获取朝廷赐额和进入祀典,先是赋予神灵以姓名,后又将其指定为历史上的南唐二徐兄弟。二徐被塑造为唐朝忠臣,并以“唐遗民”翁承赞作为陪衬。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的病情恶化,官员周讷、方宾向成祖推荐灵济宫道医曾陈孙,二徐信仰由此与皇室建立了紧密联系。明廷营建北京时在靠近皇城的位置兴建了灵济宫。北京灵济宫被赋予了保佑北京军民、庇护顺利迁都的功用,并成为明代皇家道场。同时,皇室将亲信道士安置在灵济宫,也从灵济宫道士中选拔道官。这些因素使得灵济宫获得国家长期支持,保持香火旺盛二百余年。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